大宋朝缺马伴随了始终，但是赵昺觉得单纯的将宋朝没有骑兵的责任全推给“没有马场”，亦是片面甚至可以说不公的，说白了就是在更像是开脱。因为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自身，尤其是统治集团对此的态度问题。
历史的西汉与宋朝惊人的一致，开国时也没有马场，其国力更是远不如宋朝。但为对抗匈奴，由皇帝亲自主持，举国实行“马政”，以各种方针甚至以爵位鼓励养马。在这种政策下，西汉举国上下全力投入，民间到处养马成风。因此才能在汉武帝时期积累起雄厚的实力，作到“马匹之多充斥市井滥于山野”。
而宋朝正好相反，宋朝政府尤其是皇帝从未鼓励过民间养马。宋神宗为改变现状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企图恢复“马政”鼓励全民养马。却遭到官员甚至太皇皇太后等皇族的全力反对最终流产。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中原没有牧场，要养马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精饲料。而当时汉朝养马的精饲料是，粟也就是小米，可这正是当时中国平民的标准口粮。如果大量养马，需要的粟将是天文数字，在经济上非常不划算；不过最重要的宋一直实行的是‘内实外虚’的政策，将预防内乱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以致宋朝国防政策一向是内紧外松，官军的主要指责就是镇压国内变乱。
战马是古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对国防甚至皇室统治至关重要，宋官军全是步兵，对抗骑兵非常吃力，因此觉得马必须掌握在官军手中才睡的安稳。实施民间大规模养马，就意味着大量马匹必然被民众掌握，一旦发生民变必然会被反过来对付官军，这是官方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出于‘天下太平’的考虑，必然要全力阻挠马政的实施。
结果是牺牲了富国强兵的机会，以致国土沦丧将士死难，也导致包括马政在内的整个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所以说穿了，赵昺认为还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作祟，缺马更多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赵昺选育战马的念头应该说也是形势所迫，毕竟缺乏战马则是将战争的主动权让与敌手。而具体实施还是起于行朝迁到琼州，尤其是他见识到琼州的矮马后这种念头更为强烈，意识到依靠这些马匹与敌对战可以说不用交手就知胜负了。
在前世赵昺就注意过尽管蒙古人号称是马背民族，可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别说城市，就是乡村也难得一见，而好马更是成了奢侈品，成为富人的宠物和动物园的展品。而在国际马术比赛、赛马等赛事中却都不见踪影，在世界知名的马匹中也少有蒙古人培育的作品。
而他以为根源就是因为历史上的蒙古人调教马匹完全是为了把它当成生产和作战的工具，而不像欧洲骑士还强调马匹的社交功能。而蒙古马在与其它马种相较中也远远算不上良马，即便是速度最快的蒙古赛马，也要落后三成左右。蒙古人自然也清楚这种劣势，他们的解决之道就是追求的是马匹数量的最大化。
即使马的冲刺速度差些、耐力差些，他们也可以通过更换马匹，利用马匹的数量优势挽回质量上的劣势。同时在马匹的负重上，蒙古人追求最小化，他们的鞍具呈雁翅，前竖、后平，马镫是圆形，马镫上有皮革，皮革内灌入羊脂遮挡风雨。一般不超过七八斤，便于骑兵纵马奔驰。
战争发生后，蒙古骑兵的马匹有三个来源，分别是从牧民家中抽取、由朝廷直属牧场供应、从民间购买搜管三个渠道。因此蒙古牧民要饲养大量的马匹，供应自己和邻居出征，因此在培育优良马种上积极性不高。但是蒙古人在育种上不下功夫，不代表他们就不调教战马。
蒙古的战马根据记载有以下优点，“千百成群，寂无嘶鸣”“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简单来说就是吃苦耐劳、服从命令、还很守纪律，是马匹中的“农民工”。
在作战时，蒙古马并能做到马上立假人，拖着树枝木材扬尘，驱逐牛羊群冲击敌阵等动作。还服从陌生人的指挥，蒙古骑兵出击时，留守大营的妇女老幼都可以让他们保持安静。在骑兵的指挥下不但能完成两翼侧击、迂回包抄等动作，还能忽聚忽散让敌人摸不到头脑。
种种优点使蒙古骑兵和战马可以配合默契，交战时仅仅依靠双腿的扶助，再加上简单的口令，身体重心的变化，腰部通过马鞍传递给马背的力量，便可以让战马作出加速、前进、转弯、减速等等各种不同的反应。良好的服从性和吃苦耐劳及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蒙古骑兵得以无敌于天下。
不过赵昺也清楚琼州一隅之地，不仅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放养，同时窘迫的财政状况也不允许他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因此只能另辟蹊径。而对于如何养马他绝对是个门外汉，不过他却知道可以通过选育良种，避免近亲繁衍和谱系的建立是能对物种进行改良的。以便培育出一种在整体素质上超越蒙古马的战马，走精兵路线来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于是赵昺以内侍省的御马营为基础组建马种场，同时招募擅于相马和养马的能人充实队伍，但限于条件当时规模很小，试验场也是设立在府城外的一座水草丰美的江岛上，一改过去粗放式的牧马方式，而是将通过各种渠道选来的良马分开放养，母马和公马分群，通过人为干涉进行繁殖，并建立详细的谱系，避免近亲繁衍。
不过由于获得战马的渠道有限，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及受到场地的限制，难以实施大规模的放养，取得成效并不大，却也并非没有收获。通过多年的实验，赵昺首先培养出了一支选育战马的科研队伍，取得了经验，并建立起相关的制度，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此外试验场也非没有培育出良马，此种战马采用传统的中亚马和蒙古马杂交方式，结合了两种马的优势，提高了冲刺速度，且继承了蒙古马的耐力和耐粗食的优点。而马匹的肩高也达到了十五掌以上，合现代的一米五以上。
按照历代形成的评价标准，肩高一米五已经属于上等良马的范畴。例如著名的马上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以爱马著称，他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根据复原肩高就在一百五十厘米到一百六十厘米左右；而根据法国在十九世纪的《征马法令》，1.529米－1.597米的马匹用来供应胸甲骑兵，1.502米－1.543米的马匹用来供应龙骑兵，轻骑兵的马匹要求则是1.434米－1.489米。可见直到近代，一米五左右身高的马匹依然是优秀的战马。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战马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落于下风，而赵昺的御马场所培育的马种也算是不错的品种，只是可惜多年的辛苦也只得到了不到千匹，与庞大的需求也只能说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世纪问题。好在收复江南后使之得到转机，获得种马的渠道更为通畅，土地的增加也使得大规模繁育成为可能。
赵昺每每在战斗取得胜利后，都注意收集良马以作为种马。而江南渐趋稳定后，他也通过贸易来获得良马，但是这条路很艰难，要知道从海上到达波斯需要长时间在海上航行，而在这个过程中贩运的马匹极不适应，死亡率很高，到达大宋往往十不存一，无法根本上解决缺少良马的现状。
要实现大规模从中亚地区获得战马，也只能在飞剪船大规模投入运营之后了，那时航运时间缩短，马匹的存活率自然会大为提高。但让赵昺略感欣慰的是海上马匹贸易无法缓解缺马的现状，却得到了原产地的种马。在御马营迁到江南后，他便开始挑选合适的马场，便想起自己曾去过的崇明州。
崇明州位于长江口，靠近江南的一座沙洲，面积虽然没有后世那么大，但是也有方圆数百里。另外岛上人口不多，大面积的土地没有被开发，水草丰茂，河流纵横，适于放牧。且这里是江南最为靠近南北分界线地区，算是最为接近北方气候条件的地区了。
当然这里也非完美，此处与蒙元隔水相望，处于两军对峙的最前沿，若是处于安全考虑并非是最好的地点。不过赵昺觉得此处利大于弊，且不会占用耕地，而岛上还驻扎着陆战一旅，并非想象的那样危险。于是御马营便迁入崇明州，作为种马繁育基地……
“陛下是暂歇，还是……”船行一夜，在崇明州码头靠岸，陆战一旅都统郑永和御马营统领易杰已经在码头迎候，下船后郑永上前施礼后问道。
“朕已经离京多日，还是直接去马场吧！”赵昺未等其说完便打断道。
“请陛下上马！”易杰听罢立刻牵过一匹战马，逮住缰绳，请小皇帝上马。
“好马，这也是咱们马场繁育的？”赵昺虽称不上专家，但是也是有些眼光的，看此马腿细长，蹄子大，耳朵尖，头没肉，肚子小，腰部短，后臀高，一色的黑毛，最关键的一点是鼻孔大，这意味着肺活量大，体健善跑。而这匹马粗看也有十掌往上，他轻拍马首笑着问道。
“回禀陛下，是的。此马还是在琼州时繁育的，今年五岁了！”易杰言道。
“唉，马场前来后，朕却还是头一次来，你们辛苦了！”赵昺听了轻叹口气道。
“陛下如今马场比之在琼州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大家都盼着陛下前来呢！”易杰笑着回话道。
“好，朕今日便看看！”赵昺接过马鞭，一捋缰绳，扳住马鞍飞身上马道。马场最不缺的便是马，知道小皇帝一行乘船前来，早就准备好了马匹，众人也纷纷上马跟上。
“这马怎么样？”赵昺虽然会骑马，且骑术不错，但是这毕竟还是项有危险的运动，所以大家还是稳妥为上，前边的侍卫压住马速，只是让马慢速跑动。这让他十分无奈，扭脸问紧随其后的赵孟锦道。
“陛下，这些马真的不错，是正宗的骑乘种！”赵孟锦听到皇帝问话，一提马缰跟上大声回答道。可他却也不敢并马而行，而是落后一个马头。他从军近三十年，自然知道马的好坏，这些马高大健壮、长颈高扬、步辐伸展流畅，对缰绳反映灵敏，感觉好极了。
“可惜的是好马太少了，仍难以满足军用！”赵昺却是面露无奈地道。他知道在古代，军队的数量规模是一个重要指标。骑兵如果想在战争中做主导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组成一个强大的重兵集团。游牧民族全民皆兵且战马充足，对这样的强敌必须以重兵集团才能打残他。汉、唐之所以能对匈奴和突厥进行决定性打击，就是因为其拥有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骑兵集团，仅凭马场繁育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陛下说的是，两军对战，战马消耗甚重，一场大战之后往往会伤亡十之五六，北伐中原在即，各部都苦于马匹不足！”赵孟锦深以为是地道。
他知道当年汉武帝出击匈奴仅漠北一战，仅正规骑兵就动用十余万，还有大量马匹、骆驼与三十万步兵做后勤保障；唐太宗灭东突厥，以及其后唐朝对西部的一系列远征，历次都动用骑兵数十万，后勤保障的马匹牲畜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他们当下绝对不可能比拟的，而北伐中原他们却要直面敌军的大规模骑兵，缺马也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