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堂议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纷纷送到了赵昺的案前，当他看到姚良臣和魏天中两人在认定自己已经重病不起，甚至已经‘驾崩’的情况下，依然不敢前来面见，让他大有一种虎死雄风在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勇气’感到好笑。但他也明白这是时代造就的他们成为了一个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这种遗风仍然影响着后世，那就网络上层出不穷的键盘侠们。
赵昺初来这个时代时对士大夫阶层其实是十分忌惮的，可渐渐的他发现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奥妙。因为他们除了文字上的优势之外，在实际行为能力能量方面确实是最束手无策的边缘人懦夫，而权力的完全丧失决定了他们只是在文学中表演一下漂亮姿态而已。因为除了在口头上爱国之外，士人集团并不具备自由独立的行事能力，甚至参政的权利。
此外古代的社会制度导致英雄气短是他们注定的命运，在封建专制社会几乎断绝了任何一个有雄心壮志为国家做事情者的任何具体路径，除了依赖国家政权，你再热爱祖国和再有雄謀大略，你也不敢、不能有所作为。除了这个国家给你的资格和路径，你没有自己和民间社会的独立爱国权利。由无数或者所有类似丧失了爱国实际权利和爱国能力的散漫的民众，是无法自动组织有效的民间社会力量去面对国家的危机的。
因为他们没有在民间独立组织任何社会力量的权利和能量，自己既手无缚鸡之力，也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组织力，更甚者被禁止去组织同道一起去自发保家卫国改变社会的权利。又更甚者所有人都是各行其是一盘散沙，不愿合作，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国家又偏偏就不理睬你，断绝你的任何报国希望。注定孤独无力激热的‘英雄们’宜乎英雄气短，沉郁顿挫。除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举大白，听金缕，还可以做什么呢？
若是动用武力去对付这些士人，不仅有违祖制，也实在有点儿丢脸。因而赵昺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以赵昺的理解孙子所说的战，其实可以引申为人世间一切存在竞争的领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竞争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效果。
当前的形势虽然不见刀光血影，赵昺却以为可以称得上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即便在战争中真正的高手也并不是一定要通过兵戎相见才能够分出胜负。他们早就通过战前一系列谋篇布势，造成了必然胜利的态势。通过这种态势的展示，使得对手彻底丧失了对抗的勇气和信心，从而达到不用“战”而“屈”人的效果。
不过在众人看来，赵昺只是在报纸上攻击赵孟启，对始作俑者似乎毫无作为，不仅没有对他们施压，也未试图阻止事件的进一步发酵，使己方陷入被动之中。但他以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而谋略的本能境界，就是谋无常形、因敌制胜，如此才能达到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出神入化、鬼神莫测的境界。
所以说赵昺觉得作为一个谋划大局者应该能够根据时间、地点、对象和周围条件及环境的不同，能下意识地正确运用各种谋略那才是用谋的新境界。而历史上确实有许多智者能够知己知彼，料事如神的谋略家，他们往往在事件的萌芽状态就能够通过事件的端倪推测出事物未来发展的走势，并且能够及时做好应对的准备。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及时出现并且以正确的行动来争取到自己需要的胜利。
赵昺想过自己这么多年能够逢凶化吉，除了有了几位师傅的倾心辅佐，麾下军将忠心不二外，还有就是自己有一支无孔不入的情报队伍。因为知己知彼是谋略自身所包含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无法了解自己，无法料知对手，就无法产生正确的谋略。盲目的判断，错误的估算，只能让人误入其途。所以，谋略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就是全面把握敌我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正确的、符合事物发展的策略，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调查，赵昺对事件的基本脉络和他们的目的及参与的人员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仍有疑问。要知道躲在幕后的陈宜中和已经暴露出来的姚良臣、魏天中都不是什么平常之人，陈宜中是统管军政的前宰相；姚良臣也短暂的做过副相，现任的户部尚书，要知道户部可是除吏部之外权力最大的部门，即便权力日益膨胀的兵部也得屈居其后；魏天中则是自行朝便担任工部尚书，同样是要害部门的首脑。
三个官场老油条不会不明白在没有武力和朝臣的支持下，欲将如日中天的皇帝搞下台，扶植一个无权无势、又没真材实料的破落郡王上位岂是易事。以赵昺所知，朝廷在几经整治和换血后，能为他们所用的除了户部和工部的部分人员外，还有些陈宜中的门生故旧，不过他们的态度并不明朗，有的人摇摆不定，甚至有的人秘密向自己举报。由此可见朝中能为三人所用的人并不多。
赵昺知道他们还有一些在野的士人支持，有些人是不满自己文武相济，重用吏员的政策；有的是在沦陷期间充当汉奸、投降献城的前官员，担心被清算想找个靠山；还有的是不明真相，相信了他们的小皇帝重用琼州人，而轻视江南士子的说法，别看他们无官无职却人数众多，且年轻气盛，很容易被挑动起来。
但是赵昺以为即便其有了这朝野两方面的支持，也根本无法撼动自己的地位，而陈宜中他们应该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也知道他们当前做的事情一旦失败将要承受什么的结果。因此他相信其还有后援，可是谁自己一时还没有查不清楚，而这种潜在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
不过让赵昺想不通的是姚良臣等人为啥要冒愿这么大险搀和进来，从非利不斗的角度上来说违背了这个常理。姚良臣虽然被从相位上扒拉下来了，但其转做户部尚书也算没有屈就他；魏天中的才能并不出众，可自己一直也没有将其撤职；而陈宜中出走占城事情没办成，还滞留多年不归，自己也没将其怎么着，此后连监视人都撤走了，表明以放过他了。得知他偷偷回国，亦只是装作不知，只要老老实实的呆着就算了。
换句话说，陈宜中等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引发政局动荡，首当其冲的是危害到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人身的安全。而他们如此做，以赵昺所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么就是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以当前的情形看，不过是做个权臣，当皇帝却不见得有那么大胆儿，且以他们的岁数恐怕也等不到篡位的那一天了。
面对有人‘谋逆’的企图，文天祥和一干军将都以为应该用霹雳手段迅速镇压，将他们明正典刑以正国法，而不是用报纸将他们搞臭这种‘温和’的手段，让他们知难而退。可赵昺觉得对对方的精神进行打击，迫使对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崩溃的方法，与威慑手段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作用于对方心理，区别在于威慑大多是行动前的一种预先措施，而惩戒是行动失败后的一种补救式手段。
对于权力斗争中的批判，想来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无非就是对对方的语言和行为加以批驳，使其丧失合理性。批判包括操控者个人的批评和发动群众的批判，其最终指向即通过批判，孤立对方，使其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人人喊打的绝望境地；至于影射，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虽然不对对方直接构成攻击。但是通过迂回手段，解构对方的逻辑、观点、主张等等，使对方丧失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能够达到孤立、丑化对手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批评还是影射，都是精神敲打的一种方式，都是一种刚性操控的手段。如果运用得好，就能够使得受控者深受触动，从而迫使对方不得不听从施控者的摆布，放弃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算的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之一。若是失效，亦可以迅速转变手段，果断采用武力进行镇压。也就是说如果能威慑，就威慑；威慑不成功，才用惩戒手段。
当然对于自己的安排，文天祥觉得过于冒险，一旦他们觉得事情已经败露铤而走险，即便别镇压也同样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刚刚重回江南的行朝来说。对于其担心，赵昺以为若是站在丞相的角度上看也不为过，且十分妥当，那是因为其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实力，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地位的不同，看待问题高度所决定的。
赵昺也自然清楚事情一旦失控自己面临的风险，但他觉得值得一试。因为他清楚越是超脱权力，才越能得到更大的权力；越是计较于权力的得失，才越会失去的更快。能够超脱权势，不把自己的所得看得多么重要，才能够放开手脚。老理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谓的大胸襟、大抱负、大胸怀，也皆来自于此。
当年秦始皇之所以敢于冒着战败之后灭国亡种丢掉权力的危险，执着得反复发动战争，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国力超级强大，发动战争要掠夺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其没有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多么重，且没有多么在意自己的所得而害怕所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其宁愿以自己秦国的江山为赌注，来博一把天下一统的大业。
如果你极在乎一样事物，你会拿他当作赌注么？可六国国君爱惜自己的宝座，珍惜自己的权力，谁也不敢贸然挑起战争，生怕一个不慎，把自己的宝座给毁了。秦始皇则把自己的江山当赌注，甘冒如此大之危险，他又岂能是斤斤计较于权力的人？对于《英雄》中讲的秦始皇爱惜天下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赵昺如今绝对不敢苟同，其中扯淡的成分太多，那绝非是其真实的意图。
自然赵昺亦不会那自己得来不易的皇位不当回事儿，这可是自己当初费劲心机一点点争取来的。且费尽心力的经营，才像燕子筑巢似的一点点的构筑起自己的国家，让他轻易拱手让人怎么可能。现在他看似无所作为，只是利用宣传手段向对手施压，并操控朝臣阻止对手的步步紧逼。实际上是采用待机而动的策略。
以赵昺的理解待机之道暗含着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养精蓄锐。当时机不利时，就退回来，养精蓄锐，自己积累力量；二是以静制动。三是后发制人。对手先发，我以不动而应之，使对手无处着力；等到我看准时机，找到对方破绽，再一出手能而将对方制服。
老子也曾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又说“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说明老子很重视静，认为静是动的根源。而把这个道理用在待机之道中，就是以静制动，保持不动，观对方之动，在对方动中寻其破绽。
此也是后发先制的精髓，初时看似处处被动，其实却是步步为先。从敌手的行动中先一步洞悉其企图，掌握其实力，待时机成熟一战而下，制敌于死地，让其再无还手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