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韦素元的回信，鲁树人写得很认真。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前者数年没有联系，二人相隔千里，所有交流都只能通过一张信纸进行，自然就颇为重视。
但更重要的还是韦素元现在所处的地方，以及那个组织所表露的态度，有些事情鲁树人没有与胡光细说，可他自己肯定是清楚的。
作为与韦素元在北平共事过数年的好友，鲁树人非常了解对方的身体状态，从他们认识开始，这个年轻人的病就始终没有好过，后来甚至直接恶化成了肺结核。
六年前的秋天，已经搬到羊城的鲁树人陆续收到韦素元的几封信，信是后者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坐起。
数日后的一天，鲁树人突然收到一本布面装订的书，那是韦素元翻译的《外套》，由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向来是这位年轻译者的最爱。
收到此书时，鲁树人就打了一个寒噤，在他看来，这明明是韦素元送给他的纪念品，此时的素元，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长了。
两年后，鲁树人回北平探亲时，还特意到西山病院看了韦素元并谈了会天，对于这次重逢两人都感到很是高兴。
甚至为了不影响到对方的身体，在医院里鲁树人还专门戒了半天烟，对于他这种老烟枪来说着实是不易了。
但在高兴中，鲁树人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担心对方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夏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
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以为是在等待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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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的经历，给鲁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去年年初时，在意外地被人治好了自己的肺病之后，他很快就想起了那位尚在病榻中的友人。
本来这也只是随口一提，毕竟治病这种事情，向来是说不准的，何况鲁树人仅仅知道韦素元曾经在苏联留过学，但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虽然那名给自己看病的陌生青年，又曾出现过几次，但鲁树人和他再没谈起过关于韦素元的话题，仿佛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直到今早，那个总喜欢故作神秘的家伙突然再次现身，又和过去几次一样给他做了一通身体检查，对此鲁树人只能说早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这回除了从对方手中拿到那些神奇的药物之外，鲁树人还意外收到了消失两年的韦素元给他寄来的信件，着实是出乎意料。
信中的内容并不算多，韦素元先是大概讲述了一下自己这两年的经历。
正是在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本来已经在医院等死的他，忽然收到好友的邀请，离开医院接收了一段时间的特别治疗。
再之后，身体稍稍好转的韦素元，根据对方的安排离开北平前往长安，虽然信中他没有明说自己所在的位置，但隐约提起的一些经历，还是让鲁树人猜出了大概。
眼下共党在南北多省逐渐成了气候，这件事是如何都瞒不过天下人的，何况一直以来鲁树人都对此尤为关注。
此外，只需将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鲁树人也能意识到韦素元能够接受治疗，或许并非是好友相邀，可能有一半是源于当初他的那次提议。
虽然就连肺结核都能治愈一事，着实有些超乎了他的想象，但不知为何，鲁树人却是直接没有丝毫怀疑地就相信了此事，或许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神奇的事情，佐证了他的猜测。
正因如此，鲁树人也相信自己的那位好友，在有幸病愈之后，一定也会尤为珍惜现在的生活，而他也为此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事实也是如此，那个在鲁树人眼里喜欢故弄玄虚的青年人，当然就是程刚了。
自从与伍翔宇摊牌之后，有了后者的帮助，程刚在申海的活动确实方便了不少，哪怕后来中央撤出了申海，依靠着之前留下的底子加上自己的金手指，程刚也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跑到这边来转上一圈。
至于和鲁树人的接触，则大约是在31年底的时候，不过那时双方就只是碰了一面，算是为后面的治疗做了些铺垫。
接着就是程刚偶尔跑来申海一趟，在处理一些党内事务的同时，顺带借着由头给鲁树人检查身体并开具药物。
早在那时，这位文坛大家就因为抽烟太狠加上过度劳累，出现了肺炎的症状，若是不及时控制，未来继续恶化成肺结核乃至肺癌也不是不可能。
好在这点小毛病在现代药物面前基本不堪一击。
毕竟如今几乎不存在病菌耐药性的问题，即便是令人闻虎色变的肺结核，一针链霉素下去，也能把人从鬼门关里拉回来，韦素元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顺道一提，早在刚开始穿越的时候，程刚就没有在任何地方大范围地推广和使用过抗生素，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各种磺胺类药物作为消炎的主力，这个规矩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这实在是抗生素的存在有些过于BUG了，而土共的实力远不足以保护好这个秘密，何况对于现在来说，磺胺已经足够好用。
甚至就连那些在后世并不起眼的磺胺，土共在使用时也相当小心，为此不惜专门做一层中成药的伪装，并且提前在苏联埋下了伏笔。
当然，随着土共应用磺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这个秘密肯定是越难越难守住了。
在南方的几处根据地，红军出品的消炎丸甚至成为了“突破”果军封锁线的利器，不管是物资也好，人员也罢，只要肯拿出消炎丸来交换，那些把守的果军统统都会给予放行。
而那些换来的珍贵药物，自然不可能用在那些大头兵身上，甚至就连一部分基层军官也无福享受，绝大数都被送到了后方，专供金陵城里的达官显贵。
不过果军士兵们也不是毫无办法，数年的战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共军的俘虏政策，那些在他们看来珍稀异常的药物，只要被俘了就一定能够用上。
以至于还有极个别胆大的，或许是因为意外受伤并发感染，干脆故意深入敌巢以求治疗，好歹能够保下一命，接着就干脆直接投奔共军了。
这也是南方根据地为何能够以少数兵力，连续牵制住数倍乃至数十倍敌人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若是常凯申的封锁计划当真没有半点缩水地执行了，那么光靠手中农村地区的生产，以及程刚的少量援助，或许红军能够勉强维持得住，但承担的压力可就远不是现在可比的了。
但众所周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每隔数月常凯申亲自下场督察，大伙还能勉强装装样子之外，其余时候，许多人都开始睁只眼闭只眼了。
再说回来，磺胺的作用已经如此显著，如非必要，如抗生素之类的底牌自然是藏得越深越好，所以程刚一般只是将其用在个别人物身上，而鲁树人自然是包括在内的。
至于韦素元，正如鲁树人所描述的那样，这位青年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甚至程刚在后者提起这人名字之前，都还不知道他的存在。
不过翻阅了资料之后，程刚也发现，这位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不少痕迹，除了那篇鲁树人还没写出来的《忆韦素园君》外，这人和土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早在21年时，韦素元就加入了青年团，当时土共还没有成立，那年夏天他与刘、萧、任等人历经艰险，行程3月有余到达莫斯科，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GC国际的第三次青年团代表大会。
会后，韦素元就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他的俄语基础，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
不过与其他同学回国后直接投身革命的选择不同，或许是想法不一致，又或许是身体条件不允许，韦素元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和鲁树人一同创办了未名社。
于是，既然知道了此事，程刚先与党内的几名同志了解了此人的详细情况，在确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之后，干脆找了个机会把他也治好了，然后又拉到了根据地里工作，也算是顺手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