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强汉、盛唐相比，宋朝在军事上可以说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王朝，且不说武将地位低下，兵不习将，将不专兵等弊病，单说对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军队最重要的基础——战马问题，宋朝就从来没有解决过。
强汉、盛唐时期，中原王朝都拥有对北方操场的控制权，所以战马供应来源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拥有过对北方草场的控制权，因此战马的来源自始自终的没有得到过彻底解决。
在当时，北宋的战马来源只有三个，一个是辽国的蒙古马；一个就是夏州李氏，也就是西平王李德明的祖上所控制的河套地区的河曲马；最后一个来源就是西南吐蕃诸部落的西南马。
辽国在澶渊之盟前，一直和北宋处于战争状态，自然对马匹控制的很紧，只有极少数走私商贩垂涎高额的利润，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向北宋走私极为少量的马匹。澶渊之盟后，北宋辽国之间虽然处于难得的媾和时期，辽国也通过边境上的互市和宋朝交易少量战马，但是数量也极为有限。
西平王李德明家族控制夏州河套地区已经超过两百多年，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李氏之主李彝殷震慑于宋太祖的威势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接着又向宋太祖赠送了三百匹优良的河曲马。
李彝兴死后，其子李克睿依旧继续向宋朝称臣，进贡战马。在这个阶段，夏州李氏家族对保证宋朝的战马供应起到了相当重大作用。
可是自从李克睿死后，李继捧继承夏州之主，党项部落和大宋之间就时战时和，那战马供应自然也是断断续续的。到了西平王李德明这一代，更是严格限制对宋朝的战马交易，只有通过互市上才能交易到极少量的战马。不过，李德明名义上还是奉大宋皇帝为君主，所以虽然互市上严格限制战马交易，但是河曲马还是能通过民间走私的方式进入大宋。
宋朝还有最后一个马匹来源，就是西南吐蕃诸部。相比起辽国和西平王李德明，西南吐蕃诸部和北宋的关系要好上许多，所以大宋从辽国和夏州党项部落不能获得足够的马匹时，就会转而向吐蕃诸部购买马匹。可惜西南吐蕃诸部所养的马匹多为高原马，已经适应了高原的气候，一旦到中原地区的大平原上，别说是打仗，即使是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因此这吐蕃部落的高原马匹非到关紧时刻，宋朝一般不会采购。
北宋军队的战马来源除了通过边境贸易购入之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自己饲养。只是在大宋王朝控制的地区没有适合做牧场的地方。当时在和辽国、党项部落交界处宋朝也控制一些零星的草场，但是却不适宜大量牧养马匹，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非常容易受到辽国和党项部落中的军队和马贼的攻击。
北方草场有限，又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那可以选择养马的地方就只有宋朝南方各路了。可是南方的气候却又不适宜养马。当时大宋朝廷也曾尝试过在把南方的农田荒僻下来，辟为牧场，开始养马。可是开始牧养之后才发现这个主意荒谬之极，比如当时在江宁府一处牧场牧养马匹，建立牧场的时候放进去一千匹马，三年之后，却只余下四百匹不到了。这样惨淡的投入产出比让北宋朝廷彻底放弃在南方建立牧场饲养马匹的幻想了。
总之，北宋外购战马的三个来源以及自牧自养战马对北宋庞大的战马需求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从来未曾在根本上解决过战马的匮乏问题。狄青身在禁军之中，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狄青在京师禁军之中的时候，虽然也是马匹不足，但是十人八马、十人七马总是有的，且不论那些战马是否老迈孱弱，但是毕竟是战马。哪里曾想到过在延州竟然会出现五人一马的情况？所以狄青才愤而上书。
其实说起来这就是狄青的不对，他毕竟还年轻，不过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如何能了解官场上的奥秘？北宋太祖赵匡胤是以发动军队进行陈桥兵变的方式起家，如何能不惧怕别的武将仿效于他？所以他从来就是把最精锐的禁军放在京师汴梁附近以拱卫赵家王朝，边境地区的戍边军队虽然也是禁军编制，但是从武器配备和战马给养等方面上自然要弱上京师精锐部队几分。
即使同样是戍边的禁军，但是在武器配备、战马给养上还是分了几个级别。其中朝廷把相当多的军用物资优先供应了驻守在正北方的与辽国接壤的戍边禁军。至于大宋西北方和西平王李德明接壤的永兴军路、秦风路等戍边部队，配备就差上许多，因为西平王李德明名义上还是大宋的臣子，这里哪里需要保持很强大的禁军军力呢？
除此之外，永兴路、秦风路等戍边军队还要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高价向民间走私商贩购买战马。由于战马是战略物资，朝廷鼓励边境地区的商贩进行走私贸易，所以当时西夏的战马通过走私进入北宋实际上是经过北宋朝廷所默许或者参与策划其中的。所以永兴军路、秦风路的军政长官都有一个不公开的政治人物，在西境市马，朝廷规定“许民私市”、“官偿其值”。就是说，朝廷允许战马走私贸易，并且给走私战马的商贩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当时，很多走私战马的商贩都是直接有朝廷军队中的人乔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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