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眉头紧缩的崔可夫和舒米洛夫，我没敢马上回答他们的问题。虽然我从后世的书籍网络上，对古拉格集中营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可此时，在苏联严格的保密机制下，却还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保密机构。要是我随随便便回答了两人的问题，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那样的话，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
见我迟迟不说话，舒米洛夫催促道：“怎么了，奥夏宁娜中校。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在想什么啊？”
事到如今，不回答两人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摘下钢盔，用手理了理头发，假装一无所知地明知故问：“两位司令员同志，什么是古拉格集中营啊？难道是德国人关押我军战俘的地方吗？”
两人听我这么说，不禁相对苦笑。舒米洛夫冲崔可夫做了个手势，有些谨慎地说：“崔可夫同志，奥夏宁娜的这个问题，还是你来解答吧。”
崔可夫无奈地苦笑着对我说：“奥夏宁娜，怎么说呢，古拉格是内务部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的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古拉格集中营，就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管辖下的劳动惩戒营。”
虽然崔可夫只简单地介绍了古拉格是怎么回事，没有提到里面的从事强制劳动的人员的成分，但我心里却格外清楚，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中，除了少数的政治犯，剩下大多数是因为无故旷工，偷窃，或开反政府玩笑而被逮捕并被关进去的。
我连忙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过他的话题说道：“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从古拉格集中营出来的，都是以刑事犯为主的危险分子。”
舒米洛夫轻轻地点点头，说道：“差不多就是你说的意思。上级的考虑还是有道理，要是把他们都打散编进各连队，有可能会成为部队里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老毛子这种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我有时真无法理解，于是我不解地问道：“既然他们不是安定因素，那为什么还有把他们派到我们的部队里来呢？”
舒米洛夫站直身体，挥舞着拳头，义正严词地说道：“在我们的祖国面临死生存亡的时候，内务部的领导出于人道的考虑，决定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赎罪，用鲜血来洗刷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舒米洛夫的这番话让我似懂非懂，此刻他在我的眼中的形象，不像是集团军的司令员，反而更像战争爆发初期的那些不近人情的政工人员。
等舒米洛夫说完，崔可夫又旧事重提，问道：“奥夏宁娜，你已经知道古拉格集中营是怎么回事，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安置这批来自集中营的人员。”他说话用词很谨慎，在听到这批来自古拉格的囚徒时，他使用的是人员而不是刑事犯这个单词，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他对这些人是抱有同情之心的。
对于这批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人，既要防范他们又要把他们用到最危险的地段，怎么安置他们，还真令人头痛啊。我再度摘下钢盔，用手理着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办呢？总不能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步枪，让他们朝着敌人的阵地冲锋吧……”
“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舒米洛夫已经拍案叫绝，连声说道：“奥夏宁娜中校的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把这些囚犯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支枪，让他们朝着敌人的阵地冲锋。”
“可是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一旦遇到敌人的拦阻射击，我敢说他们绝对多数的人，都是丢下武器调头就跑。”崔可夫马上向舒米洛夫指出这个计划里的不足之处。
舒米洛夫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突然兴奋地说：“有了，在进攻队列的后面加上机枪摆上督战队。一旦他们后退，督战队就用机枪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扫射。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进攻是死，撤退也是死。与其耻辱地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倒不如迎着敌人的子弹勇敢地冲上去，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崔可夫说什么，我没听太清楚，我想起了在柳班附近，由日军敢死队组织的那次损失惨重的进攻，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敢死队也伤亡殆尽。接着又想到了《兵临城下》里，那群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们，端着没有子弹的步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的阵地，在进攻受挫后撤时，全部惨死在自己人枪口下的场景。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抬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暗骂自己：好的建议不提，偏偏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要是这种打法在方面军部队里推广的话，那么就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我的这个建议而枉死。
我这里的动静惊动了崔可夫和舒米洛夫，两人奇怪地问我：“奥夏宁娜，你打自己耳光做什么？”
我连忙戴上钢盔，用手揉了揉被打的脸颊，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回答说：“我在打蚊子，刚才有只蚊子停在我的脸上。”
舒米洛夫哦了一声，又饶有兴趣地问崔可夫：“崔可夫同志，您说，我刚才的提议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我们所商量的内容整理一下，上报给方面军司令部。”
崔可夫低头想了一下，也点头赞同了舒米洛夫的意见：“司令员同志，我同意您的提议，就这样上报给方面军司令部吧。”
听到他们在三言两语中就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决定下来了，我的心都在流血，我刚才就只是那么一说，没想到一下就引起舒米洛夫的兴趣。不过两位司令员已经决定的事情，不是我所能阻止的，所以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报新的方案。
舒米洛夫听到话筒里传来叶廖缅科将军低沉的声音时，有些兴奋地说：“您好，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是第64集团军的司令员舒米洛夫。”
叶廖缅科听到他自报家门，只是淡淡地说：“哦，是舒米洛夫同志啊。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是这样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我和崔可夫同志刚想出一个办法，以安置那些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囚徒们。”
“什么办法，说来听听。”叶廖缅科依旧不冷不热地说道。
“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步枪，然后命令他们向敌人的阵地进行冲锋。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人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真的到了战场上，一打起来很有可能出现调头往回跑的情况，所以我们打算在进攻队伍的后方，架上机枪和部署督战队，假如他们调头往回跑的，就用机枪扫射，把胆小鬼们都消灭掉，逼着他们继续向德国人的阵地冲锋。”
“胡闹，简直是胡闹。”叶廖缅科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在他们的后面架上机枪，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向德国人进攻吗？要是他们在战场上，向德国人集体投降，我们又该怎么办？别以为你布置的那几挺机枪就能起到决定战斗的胜败，要是德国人接纳了他们的投降，完全可以派出装甲部队来保护他们。”
叶廖缅科的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将舒米洛夫劈傻了。他此刻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失态了片刻之后，强压住震惊，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又尽力保持了淡定的姿态，勉强地笑了一笑，想说什么，却还是又咽了回去。
听到他这里没有声音，叶廖缅科又大声地说：“舒米洛夫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您是对的，方面军司令员同志。”舒米洛夫艰难地说完了这句话以后，放下了电话。接着他对站在旁边的崔可夫说道：“崔可夫同志，我们的提议又被方面军司令员同志否决了。”
崔可夫摆摆手，毫不在意地说：“否决就否决吧，我们集团军最近上报的各类方案，被他们所否决的还少吗。我们还是继续讨论一下该如何安置这些人吧。”
听到那个灭绝人性的方案被否决了，我不禁松了口气，连忙上前一步，报告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有个建议，不知道该不该说。”
舒米洛夫无力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奥夏宁娜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
“司令员同志，您刚才说，方面军司令部不允许将这些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人，直接分配到现有的部队里去，只能另外组织一支队伍，是这样吗？”我心中想的一个问题，终于借这个机会问出了口。
我的问题一出口，舒米洛夫和崔可夫对视一眼，然后同时点点头，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方面军司令部是这样要求的。”
崔可夫听我这么问，饶有兴趣地问：“奥夏宁娜，你这么问，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笑了笑，回答说：“想法倒是有一个，好不好还不知道。既然上级让我们把这两万人分配到现有的部队里去，那么我们就把他们编组成运输队。”
崔可夫听完，轻笑一声，反问道：“两万人都变成运输队，那么这支运输队的规模是不是太大了点？”
“是啊，两万人的运输队，管理起来也不方便。”舒米洛夫马上附和道。
等两人说完，我才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这只运输队，只是名义上的。我们把他们分配给各师后，没有战事时，就让他们运输物资；一旦有战斗发生，就给他们配发武器，让他们参与战斗。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既没有违背上级的命令，又给各师补充了兵员。不知道两位司令员同志，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这个提议不错，我同意。”首先表示同意的又是崔可夫。
而舒米洛夫考虑了半天，又迟疑地说：“崔可夫同志，您看，需要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方面军司令部吗？”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不禁悬了起来，又要上报给方面军司令部，没准就像刚才的提案一样，直接就给你否决了。幸好崔可夫及时地制止了他：“奥夏宁娜的这个提议，在实施以前，我们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不能随便上报给方面军司令部，免得又被否决。”说到这里，崔可夫转换了话题，问道，“那批新兵什么时候能到？”
舒米洛夫抬手看了看表，回答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我让带队那些指挥员到了以后，先去第208师的师部，我会派人去见他们的。”
“那我亲自去看看吧。”崔可夫是雷厉风行的性格，说走就走，他冲我一摆头，说道，“奥夏宁娜中校，跟我一起去。”
虽然负责集团军司令部安全的是第208师的部队，但他们的师部，却在离指挥部五六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村庄里。
我们这次又是一辆车四个人，临上车前，我还特意提醒崔可夫：“司令员同志，天黑了，怕路上不安全，您看，我们是不是多带点人一起去？”我担心的不是德国人，而是那即将来到的两万囚徒，要是他们哗变的话，就算赤手空拳也能把我们全部干掉。
没想到崔可夫又是一摆手，信心十足地说道：“不用，人多目标大反而不安全。况且我们去的是第208师的师指挥部，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到达第208师师部所在地的村庄时，村口执勤的哨兵拦住了我们的车。
看到站在车前严阵以待的战士们，已经挡在路中间的障碍物，司机不耐烦地探出头去，不耐烦地说：“喂，我说战士同志，车上是来自集团军司令部的崔可夫将军，他有急事要见沃斯利博伊尼科夫上校，快点给我们让路吧。”
没想到司机的这番话说完后，拦路的哨兵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有名下士走到车旁，公事公办地说：“对不起，司机同志。村庄已经戒严，没有师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你说什么，下士同志。”我推开车门跳下车，从车头绕过去，走到下士的面前，大声地质问道：“任何人不准进出，指的是闲杂人等，集团军司令员不在这个范围内，赶紧命令你的人把路让开，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找你们师长。”
“对不起，中校同志。”下士瞥了一眼我的军衔，很有性格地说：“没有师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村。即使是集团军司令员来了，也不例外。”
“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次，”我气得用手指着下士的鼻子，大声地说道：“再胡说八道，行不行我抽你。”
“没有师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村。”
“奥夏宁娜中校，”正当我被这个脑子少根弦的这个下士，气得火冒三丈准备抬手抽他的时候，崔可夫推开车门下了车，他走到我们的面前，说道，“不要发火，下士同志做得对。”接着他转过身，对下士说道：“下士同志，我是集团军副司令员崔可夫，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们的师长沃斯利博伊尼科夫上校，请你帮我们通报一声。”
下士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将军，连忙立正敬礼，恭谨地回答说：“您好，将军同志。请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打电话。”看到崔可夫冲他摆摆手，连忙转身一路小跑地进了村口的一个小岗亭，估计是给他的上级打电话去了。
不到两分钟，下士从岗亭里跑出来，边跑边招呼那些执勤的战士把路中间的障碍物搬开。来到我们的面前后，再度抬手敬礼，报告说：“副司令员同志，师长同志在师指挥部里等您。”说到这里，他侧过身子，指着村里的道路介绍说：“请您的车沿着这条路向前开，到第二个路况后向右转，看到一个大木屋，那里就是师指挥部。”
师长沃斯利博伊尼科夫当然不可能待在师指挥部里等我们，我们的车离指挥部还有几十米的时候，上校就带着一大帮人迎了上来。看到我们的车停下，没等崔可夫下车，他就来到崔可夫那一侧的车窗外，大声地报告说：“副司令员同志，步兵第208师师长沃斯利博伊尼科夫上校前来向您报道，听候您的指示！”
崔可夫推门下车，向他伸出手去。在握手时，我听见崔可夫低声地问他：“上校同志，那些人来了没有？”
沃斯利博伊尼科夫也低声地回答说：“来了两百多人，我把他们安置在村北面的谷仓里了，带队的十几名指挥员正在指挥部里等您呢。”
“走，去看看。”
等我走进师指挥部，看到里面的十几名指挥员时，一眼就发现只有两个是上级派来的政工人员，剩下的都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囚徒，因为他们虽然都穿着新军装，但仔细看的话，却能发现他们除了骨瘦如柴外，而且目光闪烁，举止显得格外拘束。
果不其然，我听见沃斯利博伊尼科夫把那两名政工人员叫过来，向崔可夫介绍说：“这两位同志，是方面军政治部的，就是他们把队伍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