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瑛果真下楼去，沿着四川路往北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着的食品店，进去买了些饼干糖果，站在玻璃门里面拆开饼干袋吃了一半，口干舌燥。
走出门，外面太阳更毒，不知哪里来的嗡嗡声响，让人误以为是耳鸣。
她折回33号，在楼下等了一会，见盛清让还不下来，就干脆往上走。
到六楼，每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审核人员手里翻着大沓资料，会计手下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有人端着水杯低头看文件，快步迎面走来时差点撞到宗瑛。好在她避得快，但水还是因惯性从杯子里漾出来一些，落在地板上，湿了一片。那人潦草道了声抱歉，头都没有抬，转个身直接进屋子里去了。
这种紧迫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忙得忘我，只有宗瑛像个局外人，悄无声息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里，吃了一颗又一颗的糖。
宗瑛再次看到盛清让已经是下午五点。
她直起身抬头看他，摸出一颗糖，一声不吭剥开糖纸递过去：“盛先生，你现在血糖应该很低。”
盛清让伸手接过糖果，快速地转过身说：“天黑前还有个地方要去，走吧。”
于是宗瑛又跟他下楼，等来出租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那地方不在公共租界，而在“小东京”——日本侨民的聚集地。一路上可以看到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提着行李带着孩子，似乎也准备撤离上海。
汽车终于在一座民宅前停下来，是个两层的小楼，表面透着欠打理的意思。
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佣人出来开门，看到盛清让，他说：“先生回来啦。”
盛清让问：“徐叔，行李收拾了吗？”
被称作徐叔的佣人无奈摇摇头：“老爷不肯走啊。”
说话间，三个人都进了屋。客厅朝南一张烟床，一个套着长袍的男人躺在上面抽大烟，窗户紧紧闭着，室内味道十分难闻。
烟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起来，打破这混沌的暗沉与寂静。
徐叔皱眉看着，同烟床上的人道：“少爷回来了。”
那人恍若未闻，过了好久突然哑着嗓暴怒般地开口：“来干什么？！叫我去租界还是叫我去香港？！”说完又猛烈咳嗽一阵：“我不去，我哪里都不去！叫他滚！”
盛清让沉默地在屋子里站着，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烟雾缭绕中，窗格子将落日余晖切割成碎片，像他支离破碎的童年——
生母没有名分，生下来被抱到盛家，转眼又被过继给一无所出的大伯家。大伯大伯母都抽大烟，分家时得来的产业几被挥霍尽。
大烟抽多了，打他；没有烟抽了，打他；打麻将输了，那么也要打他。
年纪太小了，孱弱得几乎没有力气去找出口。
盛清让额头渗出虚汗，手心愈冷，眼睑几乎要往下耷。突然他闭了闭眼，走出门，徐叔也跟出来。
他将一枚厚厚信封交给徐叔：“船票、钱、通行证，都在里面。”
徐叔接过来，双手紧紧捏着，又低下头：“老爷现在这个样子，说不定到头来还要枉费先生的安排，我再劝劝吧。”
天色愈沉，盛清让没有再出声，返回车内坐了很久，司机问他要去哪里，他也不答。
宗瑛这时在一旁说：“盛先生，如果没有别的地方要去，是不是可以回公寓？”
盛清让突然回过神说“抱歉”，又说：“那么回去吧。”
车子启动，天与街道渐渐融为一色，路灯寥寥地亮起来，行人也很少。
去往699号公寓，就像船舶进港，哪怕路漫长，但到底是回家。
宗瑛挨着车窗缓慢地松了口气，偏过头，又看到盛清让的侧脸，他抿着唇，眼皮紧闭，看起来状态糟糕。
车子重新路过四川路时，宗瑛又见到迁委会的临时办公处，它在夜色里亮着灯。
她突然鬼使神差地开口：“为什么？”
他听到声音，睁眼反问：“宗小姐？”
宗瑛转回头，看向阴影中的他，问：“为什么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盛清让也看到了那仍旧亮着灯的大楼，他想了很久，哑着声音徐徐回她：“中国实业譬如雪中幼苗，本就十分脆弱，偌大一个上海，五千家工厂，若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对实业界都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何况……战争缺少实业的支持，又哪里来的胜算呢？”
宗瑛沉默着，手伸进口袋，触到了烟盒。
这时盛清让突然说：“宗小姐……不必顾忌我。”
宗瑛犹豫片刻，最终摸出烟盒抽了一支烟，擦亮火柴点燃它。那是一支通体漆黑的烟，只缠了一圈细细金边，烟嘴上印着black devil——黑魔鬼。
它在黑暗中燃烧，甜丝丝的烟气缭绕，宗瑛皱眉问：“那么，我有什么能够帮到你？”
盛清让显然没有料到她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宗小姐，这是与你无关的时代，我不希望你涉险。”他语声像叹息，“你也知道，这是上海最后一天的和平了。”
作者有话要说： 几个说明：
1.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在各方面压力之下，不得不做一些抗战的打算，其中有一项是在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之下，组织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该会分机械、电机、化工、土木工程、公用事业、金融、经济、法律等12组，每一组设委员5人，共60人。
2. 8月17日，数百名英国人乘坐拉杰普塔纳号（rajputana）赶赴香港。
3. “这是上海最后一天的和平”，是一个叫何铭生（harmsen）的法新社记者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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