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很热情地招呼了二位，当得知整个地区的二十多名普洛尼亚地产的监税人（其实就等同于伊克塔采邑骑士），连带所属的近千名私兵都愿意投款时，不由得大为赞赏，便亲切地询问说“你们都没参加过菲罗梅隆的战役？”
“是的......我们奉命驻防该地和东侧滨道的阿拉尼亚堡，没能参加先前的那场激战。”两位骑士回答说。
“那真是太好，因为参与菲罗梅隆战役的皇帝方上千名普洛尼亚骑兵，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战死了。现在诸位安然无恙，真的是太好。”高文反复热情地表述道，搞得阿克罗鲍利忒斯和贝库斯两位十分尴尬也非常畏惧。
接下来大主保人直接在阿塔利亚城堡前的阔野上搭起营地，继续对所有来降的普洛尼亚骑士说到，“你们都是得到皇帝陛下或佩尼帕瑟巴斯托斯殿下的监税许可文书，在这里各自拥有份田产或其他什么收入，这些全都记录在帝国皇都的praktika（普洛尼亚地产档案）里，是不是？”
所有骑士们立即回答是，随后高文摊开手，沉声答复说“然而现在皇帝已被我击败了，按照常理我是不用承认你们的监领地的。就像我以前在塞琉西亚也不会承认老牌的吉那特军事贵族那样。”
顿时整个绯帐内原本情义勃勃的氛围霎时间安静下来。
其实不管是吉那特（重装骑射士兵）还是现在的普洛尼亚监领地制度，哪怕是之前的农兵制度，本质都是不变的——帝国皇帝用田产来换取士兵的服役，乍一看好像是皇帝在有意进行封建化来“作自己的死”，但真相并非如此，那便是拜占庭皇帝从来没有将土地的权柄草率地收入地方上的军人，某种程度上没人不清楚“封建化”与“集权化”的矛盾，但全是形势所迫而已。
比如说农兵制度，君士坦斯二世的时代帝国东有新月教、西有斯拉夫入侵，而帝国原有的用国家财政支撑的边防军—中央野战兵团的体系已然崩溃（实则农兵制度并非希拉克略建立，不然无法解释有些书上一面说其建立军区农兵制一面却在和萨珊波斯及新月教的战役里大量使用鱼龙混杂的雇佣兵）。新月教的威胁自不必说，当时帝国的西部除去个少数几个孤岛式的城市如塞萨洛尼基外，也全部沦为斯拉夫蛮族的自留地，对方连基督都不信仰（只对圣迪米特里获得他们有限的尊敬），更勿论为帝国服役纳税了——故而希拉克略晚年时面对新月教的大举入侵，连最低额度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这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当时装备和战术都不甚高明的新月教徒会掀起征服的狂飙。士兵便是再勇敢，也不可能在没有军饷的情况下去有效抵抗入侵者的。所以，希拉克略的继承者君士坦斯二世干脆以土地换军役：允许士兵在军区内占有田产收益，来抵消国家在军饷上的负担。一下子整个帝国的军事支出减少了三分之二，从濒死破产的边缘苏生，也组织起一支在将来能反攻光复失地的“农兵队伍”。
然而农兵和吉那特是否对帝国忠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军区制建立后农兵和吉那特们最为执念的当然不是帝国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田产的利益，在这点上他们甚至不如先前单纯拿军饷的军队。由此他们很容易聚集在野心勃勃的各色将军周围，发动皇位战争。在地方上，由于是封闭的农业社会模式（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这种环境），遇到荒年他们自己也可能饿死，所以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不断利用各种权力手段，吞噬其他的田产，把自己养成“土地怪物”（这点在本书先前高文的塞琉西亚社会调查里已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外概莫能外的，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当然催生“农兵大贵族”了，他们也当然会对帝国皇帝御座展开无休止的觊觎和争夺，在位的皇帝更当然不开心了，故而马其顿王朝的几位皇帝与其说保的是“农兵”（很多人误以为农兵是可怜兮兮的农民或小自耕农，其实是误会了，他们都是能负担全套武器装备的大地产主，起码也是富农阶层，古代的‘狄奥斯’diaosi们真的连兵都当不起的），勿宁说保的是还能占有田产的小农和村社，不让人力和土地全被农兵大贵族给兼并而已。
此外，马其顿王朝皇帝们更多采取的手段便是扶持“新军事贵族”来打击“旧军事贵族”，而普洛尼亚地产就是这种情况下确立起来的。是的没错，普洛尼亚地产并不是科穆宁王朝的锅，实则早在十世纪就出现了——皇帝拔擢些亲自己的小贵族（实际科穆宁本身就是新贵族的翘楚），或派遣些信任的监税官员，前往帝国各处去监管田产、林地、海关和集市等，总之就是保障“能把税金给朕送到皇都来”，必要时提供军事服务，也能就此削弱旧的吉那特大贵族力量。当然作为回报，皇帝会给这群“监税人”些许税金抽成，会将他们监领地的产出核算成表册档案即praktika，来保障对方的抽成收入，但是是不可以世袭的。说白了普洛尼亚地主与其说是军事阶层，不如说是包税人和农兵结合的变种。所以谈起普洛尼亚地产，就说皇帝改弦易张，搞封建采邑或搞“拜占庭式的骑士制度”，未免简单粗暴——其实在是古代农兵制度的替代和发展而已，哪怕到了极度衰落的帕列奥略格王朝，普洛尼亚地产也保障了皇帝能在小亚残余的地盘里征募起五百名重装骑兵。
不过后来科穆宁王朝军事斗争形势一直很紧张，原本romana式的国家秩序始终未能恢复，海关和贸易权益也丧失了，为了保有一支军队，科穆宁的皇帝们也只能进一步把权力下放，给普洛尼亚们在地的税收权、司法权，让其占据人力、土地和特权，国家由“帝国形态”变为“王朝形态”，即皇帝和贵族们分割国家，公职事业逐渐私人化，互相用血缘亲缘关系来维系纽带。
但这并不代表普洛尼亚地产就是罪魁祸首，核心问题还是君主的威势衰落了，国家的领地和海关沦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