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连这口气，他莫非是想对租庸调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可他能做什么呢？难道他还懂‘宏观调控’不成？”
听到王连言之凿凿地说，应该制定几条监管条款，降低民间执行租庸调法时的损耗，李素内心还是挺好奇的，因为他自己也想不到王连会怎么说。
李素下意识看了一眼刘巴，刘巴也是一脸认真，李素就大度地请王连摊牌：“且试言之。”
王连拱手，然后转向刘备继续阐述：“大王，以臣在广汉所见，以及对民情民心的体察，臣以为，租庸调法的自由汇兑一旦实施，有可能导致蜀郡等富庶之地，反而向缺粮的广汉郡买粮。然后蜀郡之民自己种桑养蚕，用一部分广汉的余粮满足蜀郡军民日常饮食所需。
因为右将军也说了，蜀郡有都江堰之利，未来甚至还有乐山堰之利，丘陵平缓适合种桑的土地极多，缫丝水车众多。蜀地百姓全力织锦的所得，已经超过耕作所得，种地之人肯定会减少——这是毋庸置疑肯定会发生的，因为当年汉武帝用桑弘羊平准均输之法时，就发生过类似的先例。
而大王的北伐大计，一贯是时时以‘克复长安，还于旧都’为任，入蜀数年来，都是让南方的粮秣尽量支援北伐前线。蜀道艰难，每一石粮食要运到北方，原先是三倍损耗，近年来水运大治，降低到了两倍损耗。如果民间逐利反向运粮，把北粮南运，岂不是与国家的兴复大计背道而驰？
所以臣建议，就算允许租庸调自由选择，也必须在梓潼、广汉等地的山道要隘设置税卡，而在长江、嘉陵江沿岸的江州、垫江、阆中等县，同样要设水巡兵丁与税官，严查北粮南运。
陆路绵竹道、江油道、剑阁道、马鸣阁道、金牛道，一律只许南粮北去，准出不准入。而长江、泸水、岷江、雒水、涪水沿线，只许粮船顺江而下，逆流只许空船或者运载别的钱货。而汇总到了江州之后，对于嘉陵江则只许粮船逆流而上，不许顺流而下运粮。江州再往永安、出三峡至荆州，则不加限制。”
王连每说一段，李素的表情就严肃一分，连带刘备、刘巴也觉得这确实是抑制民间投机倒把制造无效运输浪费的好办法。
而李素更是因为历史成绩不太好，后世只通读过《三国志》，却没全面看过《汉书》，而感到略微羞愧。
《汉书》已经成书百年，有能力有文化的官员基本上都通读总结了，连李素的弟子诸葛亮，两年前才十二岁的时候，就全面通读了《汉书》，而李素这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至今还只是节选读过。
此刻听了王连的叙述，他才对汉武帝时候桑弘羊就用过的“平准均输”之法及其历史弊端总结，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三百年前桑弘羊当大司农的时候，虽然没有租庸调，但光靠平准运输这项临时措施，也是允许各州郡百姓“在谷贱伤农、筹铜钱交税出现困难的时候，改为按照当地土特产时价，以地方特产代替钱税，由大司农派出的均输官进行官商，把这些土特产卖到价高的地区出售换钱，上缴朝廷”。
换句话说，当年桑弘羊搞的就是国有贸易公司，亲自下场赚全国差价，一方面也给百姓稍微让利了一些，免得他们被奸商盘剥，把民间职业商人的利润空间给挤占得国有化了。
但《汉书》对这个的弊端写得也明明白白：这样搞几年之后，皇帝和朝廷为了更快搞钱，均输官和大司农为了政绩升迁，往往会强行摊派土特产种类，最后变成“均输官直接囤积居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打掉了奸商之后亲自做奸商。
而王连的讲述，显然比《汉书》更加详细，后面还一一比对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奸商反扑、官府自身腐化……因为篇幅过长，就不赘述了，否则又是一篇从人性到经济学的大论文，水好几万字都行。
总而言之，李素听着听着，发现自己也对历史发展涨了一些见识：原来宋朝王安石的时候搞均输法，也只是把古法拿来稍微修改了一下。王安石最初也想过革除‘均输者杀了奸商自己变奸商’的弊端，但最后还是被抓住把柄喷“与民争利”，沦陷到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说的“尺蠖效应”里。
有人的地方就逐利，这是不可能完全管得住的，李素也只能是谨慎，不敢说彻底根治。
估计新法刚实施的前几年，官员和奸商都还没经验，找不到空子钻，卡bug刷钱的人会少一些，五年十年后就不好说了。
李素只能指望诸葛亮成长起来，借助诸葛亮千古罕有的依法治国清廉吏治解决问题了。
刘备在上位听王连、李素、刘巴反复辩驳，他读书少，就更是一头雾水了，毕竟很多空对空的推演刘备已经听不懂。
他只能是等三人聊完，认真地问李素：“伯雅，王连之议，你以为如何？”
李素诚恳承认：“臣以为此议可行，确是老成谋国之论，新法实施之日起，就该在江州、梓潼等地设置税卡，严查北粮回运。
不过，王连之议也只是一时一地的特例，时间上无法成为常年之法，北伐成功后，不出数年，就要重新评估。而地理上，他也是结合了蜀地的地理环境、运输困难，无法推广于益州以外之地。从目前设置的税卡位置而言，对赵云所治的荆州地区也无影响。所以不宜作为条文写入法典，只能作为临时的王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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