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毕竟从清军的进入到袭营有着一段时间，在刘肇基的武官叱喝下，有些明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匆匆地结好了阵形，向着夜袭的清军围了上来。
就在这时，有二百多清军从马上拿下了火铳。那正是清军在缴获汝宁军骑兵所用的中型火铳以后，仿造出来的一批。所以在一阵齐射以后，那些匆匆聚起的明军又完全给打散了。
而夜晚中火铳的巨响是相当的唬人，那响声带来的恐惧感远远大于了火铳的实际杀伤，于是刘肇基营中的兵丁立刻溃散，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了。
一见明军四散而逃，谭泰毫不犹豫地下令，让所有清军直奔着深入大营。而他们特意绕过了刘肇基大帐所在，因为在那里，刘肇基的亲兵和周围的部队已经集结在了一起，准备抵抗清军的袭击。
所以对谭泰来说，其他地方的明军是毫无阻挡，所以很顺利，他们就逐渐地冲到了大营的另一头。
趁着一些清军再次下马推到这边的栅栏，谭泰粗点了一下人马，发现没什么人掉队，于是他微笑着高喊道：“撤退！”接着率先纵马跃入了夜色中。
而夜袭的清军也是士气高昂，他们齐声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呐喊，接着把余下的火把都扔到了四周帐篷上，然后紧接着谭泰撤出了大营。
就像来时突然发生了夜袭一样，清军也在突然中结束了战斗。整个夜袭的时间前后才过去了半个多时辰，而其他各营的明军也都惊慌不安，纷纷龟缩在自己的营地中，害怕着清军接着袭击自己的营地。
谭泰之所以如此早地结束了夜袭，是因为他想起了出征前皇太极对他说的话：“清国与明国不同，如果损失人马太多。要很多年才能补充得上。”他又想起了其他旗的清军将领说起明军时的轻蔑态度，仿佛在野战中击败明军是易如反掌。既然如此，谭泰又何必为了增加夜袭的战果而拿两黄旗的健儿冒险呢？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速战速决。
当然，谭泰遇上明军合围的担心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实际上却用不着去操心。这时候各营明军都像是惊弓之鸟一样，谁敢出营来救援刘肇基大营，合围谭泰的夜袭清军呢？反而是谭泰如果顺势把混乱扩大到其他各营明军中，或者就是在刘肇基营中扩大砍杀的范围，就可以大大地增加明军的伤亡，以获得更大的战果。
因此，虽然谭泰造成的混乱很严重。其实明军的伤亡却并不大，刘肇基营中也只伤亡了二千出头，其他各营的明军更是毫发无伤。可就是这样，也造成了全体明军巨大的恐慌。
所以在第二天清军主力出现时。明军依然安顿这混乱不堪的大营，不敢出一兵一卒，完全没信心与清军野战。
而且在第三天，在清军稍稍后退以后，蓟辽总督洪承畴就下令。全军转向，先撤回宁远。
而这意外的举动，让清军都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短暂的惊愕以后，豪格、谭泰就把清军分成了几队，尾随追击。
还好明军的大军聚集在一处。而且龟缩防御也很有经验。又在宁远总兵吴三桂、汝宁总兵吴世恭的几次反击以后，双方互有杀伤。遏制住了清军嚣张地追击气焰。
可就算是这样，当明军撤退到宁远以后，他们又听闻到清军后续主力即将赶到。于是洪承畴就把吴三桂和刘肇基留在宁远，帮助宁远城的防守，并做出进兵状，妄图吓阻住清军的进一步的追击。接着洪承畴就率领着其他的明军再次返回了山海关。
不过这一举动却是相当可笑。明军根本没派出任何侦骑，又是从哪里听闻有清军后续主力的呢？难道他们有侦察卫星？很明显就是谣言嘛！
但不管怎么样，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还是很顺利地回到了山海关。而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行军、战斗，为了解围锦州城，明军在伤亡了二千人以后，顺利地从宁远来到了山海关，真是一场“辉煌的战斗”啊！
简直丢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如果明军在与清军主力决战后战败，这样的撤退倒也能够理解。可是就这么遇上一场伤亡不大的夜袭，明军就胆寒地全军撤退，这样的作战意志也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洪承畴这些文官是有办法掩盖这样的丢脸事的，他们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写得是花团锦簇。描写了一番势均力敌的战况，只是因为补给的不够，再加上兵力的不足，所以洪承畴再保存了主力，胜利地撤退到了山海关。
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决战，洪承畴就在上奏中建议，调遣曹变蛟、左光先、马科和吴世恭之兵入关养精蓄锐。而随着豪格、谭泰清军的后撤，又把吴三桂、刘肇基于松山、杏山之间，再次佯示进兵状，牵制住清军的行动。
并且洪承畴向朝廷建议：遣返左光先西归，代以白广恩；解刘肇基任，代以王廷臣。要对这两位与夜袭失责有关的总兵进行惩处。而内阁和部议都同意了洪承畴的建议。
此外，对于洪承畴调旁近边军，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准备充足足够一年使用粮草的建议，崇祯皇帝也是大笔一挥，同样支持，并敕所司速措给。
而这次救援锦州的军事行动，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而就在此时，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杨嗣昌用强大的兵力将逗留在川、鄂交界处的各股农民军压迫到夔州府境内，后来连罗汝才也到了夔东。
从六七月间开始，被逼到川东的各股农民军陆续投降，到了八月间，没有投降的只剩下罗汝才了。而在这时候，他也决定再一次投降，以求保全剩下的不到一万人马，等到将来看一看情况再说。
就在此时，张献忠受左良玉的压迫，展转到了兴山和秭归一带。他在川、鄂交界的大山中稍作休息，补充了粮食和食盐。此时的张献忠只剩下几千人，他偃旗息鼓，对百姓秋毫无犯，还拿钱救济百姓，所以这样的“义举”使得官军得不到他的行踪。
当在八月中旬，张献忠探听到罗汝才的驻地，还听说罗汝才已经决定投降。他十分焦急，先派马元利去见汝才，劝他不要急着投降；随即又派军师徐以显去，对汝才分析了官军的弱点，还说明杨嗣昌必败之理，并且要求汝才同献忠见面。
而罗汝才因为营中住有劝降的两个人，害怕走了消息，就约会在献忠驻地秘密见面，决定大计。张、罗又一次并肩作战开始了。
而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并且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皇帝在崇祯十三年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
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而当地的官员却借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
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萤萤，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
所以除了汝宁军所控制的地区以外，饥民已铺天盖地，连汝宁军这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存粮数量也大为减少。在这时候，也没办法贯彻收拢人口的命令了，因为想要涌入到汝宁军控制区的难民人数太多了。因此，汝宁军再次派重兵封锁了边界，而出击夺地的行动也无奈地再次停止。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而明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派“三饷”，这举动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
崇祯十二年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七百三十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以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
在陕西、河南的一些地区，逃亡死亡者超过了八成，户数则仅存原额的二成不到，丁数连一成都没有。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作了“强盗”。这些遍布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军最可靠的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