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是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
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革弊趋利以扶危振颓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性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赋税制度、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实施海运诸方面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如改革的主持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高拱的性格一样，这场改革也是一开始便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几乎转眼之间，便遍布全国，内外开花，真真切切的推动了历史那沉重而凝滞的脚步……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将选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将对官员的考察日常化、规范化，对于不合格的官员全数裁汰，对于犯法的官员毫不留情，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甲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政绩才能破格选用。
自隆庆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员，裁汰不合格官员近千名，惩处贪墨腐败之辈更是不计其数，使自正德以来，日益败坏、似乎无可救药的吏治大为扭转。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轻有为、出身低微的官员走上前台，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给大明朝这具僵化腐朽的躯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对百姓的盘剥戕害大大减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树立了内阁的权威，为其它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政方面——在隆庆元年，尽管有市舶关税输血，朝廷财政仍然每年巨亏，财政赤字逐年累积，甚至连官员的薪俸也时常拖欠……这也使他们的贪墨理直气壮。
可仅仅过了三年，国库就开始收支平衡，到了隆庆六年，已经每年盈余一百万两……不要忘了，这几年里，朝廷可是打了两场大仗，每一场的开支都在五百万两以上。按户部预计，如果未来没有战争开支，每年的财政盈余都能在五百万两以上，而且会连年递增……因为一条鞭法只是在南直、浙江、山东、福建、江西推行，其余省份还未执行，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正在艰难推行，还有天量的隐匿田产没有被查出来。
而张居正能解决困扰大明六七十年之久的财政危机，就是靠了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从海瑞在苏松破冰开始至今，大明清丈田亩已经有三年之久。三年里，重新核查到全国的耕田数为六百五十万顷，比弘治十五年增加纳税田亩近二百五十万顷，使得豪强地主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而且是重点的纳税田亩，在有效打击兼并的同时，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半……这还是不进行赋税改革的情况下。
何况还朝廷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要知道，其实中国历代皇帝，除了某些疯子之外，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五税一的话，就是绝对的暴君了。
但老百姓为什么还是活不下去？因为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太大了，有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这些漏洞把老百姓榨出汁，结果百姓受了苦，国家吃了亏，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而把所有税种折银征收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该多少是多是，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耍流氓。
当然了，也不可能一点不耍，但总之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了白花花的银子，百姓的负担也轻了。在一条鞭法推行过后，地方官在奏折上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始知有生民之乐’。
国库有了钱，才有可能解决边患问题，在隆庆四年，大明收复河套，俘虏蒙古首领俺答汗，迫其族人封贡称臣，然后内阁顶住压力，与其开边互市，西北边境自此刀兵不兴。朝廷也得以集中兵力于蓟辽，打击土蛮、朵颜、女真部，戚继光、马芳等当世名将继续大放异彩，已经把蒙古人赶出长城二百里，自土木之变后，京城第一次恢复了安全。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震惊天下的韦银豹叛乱平定，安南、吕宋重新归为大明国土，南洋各国悉数臣服，天朝上次有此等威严气象，还要追溯到永乐大帝时期……由此种种，隆庆年间几年，确实与正、嘉时期大不一样了！当然要说这么短的时间就脱胎换骨，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老大帝国的各方各面，确确实实的都透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只要假以时日，如果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必然可以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惜，危机也如影随形。这场改革最大的问题，也如其主持人高拱的性格一般，太急太快了，如疾风骤雨一般，快得让很多人的观念跟不上，其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损害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甚至改革集团内部，也同样因为路线、领导权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隆庆皇帝健康时，一切问题都可以克服。因为皇帝虽然无力制止大臣之间的争斗，但他知道该坚定的支持谁，并能给其坚定的支持和保护。这使朝廷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争斗，锐意改革的臣子们也不用担心明枪暗箭，全速前进就是了！
有的人，当他安好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性，可当他一出现状况，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乱了套。对于大明帝国来说，隆庆皇帝就是这样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