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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开埠时间不长，但上海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如果能在这里成功起义，对全国各地会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年初开始，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首脑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暗中奔走筹划。
比如‘沪上文社’、‘修业堂’、‘正己社’等几十家文会、讲坛，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而泰州党人则以‘水手之家’、‘退役军人联谊会’、‘纺织工会’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鑨为起义领袖，基本上能听从调遣，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
毫不意外，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宗族的团结，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但太复杂了，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很难用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目标，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被集体放鸽子了。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十八行会’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有句口号叫‘得绅商者得天下’，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
‘绅商’这个词，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绅指士绅，商指商人，在本指两类人，士农工商，一头一尾，商尤其为士所贱视。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冤家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亲家，被并提混称为‘绅商’，屡屡见诸报端，市民也不以为异，就连最守旧的卫道士，也只是摇头叹息，发几句‘世风日下’的牢骚，就任它去了。
这是因为在东南，社会观念翻天覆地，读书人弃学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话语权。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个行业……如丝织业、棉纺业、珠玉业、外贸业、粮食业、书报业、药材业等商会的会首，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绅商。
当然，所谓‘十八行会’也是最近几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滩的主人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这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首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首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首回来后，态度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他们虽然不敢单刀直入的呼吁抗税，呼吁起事，却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鼓动上海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情绪。他们在名下的报纸上，大胆揭露各地矿监税使的贪污、暴虐、重重惨绝人寰的行径；报道大明各地，尤其是东南等地的严重饥荒，指出许多城市已经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发生易子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人祸！
这些以商为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切肤之痛的读书人，一旦下定决心，其政治观点比那些纯粹的士大夫更激进，他们不断的发表文章，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并建议仿效吕宋开设听取民意之咨议会，建立理性之政体。对于时下由太监主导的横征暴敛，他们虽然深恶痛绝，却也没有一味的否定商税，而是呼吁朝廷在遵循契约的基础上设立《税法》，厘定税率，合理合法的收税……在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之下，这已经是极大的退让了。
然而这些含有着退让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讨，依然会引起东厂的迫害和镇压。五月里，东厂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查封行动，将所有宣传‘反动言论’的报社查封，逮捕总编和编辑数百人。
但是普通民众的支持，给了绅商们强大的信心，他们在各种集会上说：‘报纸被停刊，等于民众的两只眼睛被挖，但我们还有嘴巴，我们还要呼吁，还要反抗！’。事实亦然，合法的报纸没有了，但各种不花钱的传单却满天飞……而且不但版式与原先的报纸大体相同，其宣传风格也一脉相承，而且因为光有和尚没有庙，内容更加的激进敢言。
有的传单痛快揭批：‘现在国势濒危，人民将死，大有亡国灭种之祸。孰为为之，至于此极？彼恶劣之朝廷，与疯狂之阉祸，其酿造此种恶现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宣称，中国两千年来陷入原地踏步的死循环，国力无寸进，民族日萎靡，以至被泰西国家迎头追上，根源就在于将兆亿百姓的福祉性命，系于一家一人。所谓富不过三代、荣不过百年，‘何不食肉糜’的继承者一定会出现……这分明将矛头指向可掀起一系列危机的万历皇帝。
长沙首义后，这些传单更肩负起了向市民阐明起义的正义性，说明起义者是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并报道长沙起义以后，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任何妨害，‘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为宣传起义，消除民众的顾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厂的人不是瞎子聋子，一直在尽力收缴传单、追查源头。然而上海这么大，印刷的地点灵活分散，又有市民掩护，真如大海捞针一般徒费力气。长沙首义后，上海东厂大珰邱义，便察觉到要坏事儿，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将上海的绅商一网打尽，以免重蹈长沙的覆辙。
然而上海太大，仅靠东厂和税司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才会找到吕坤，希望府衙派城防兵负责外围警戒，却被吕坤以需要请示为由回绝了。
邱义知道吕坤跟那些绅商不是一伙，而是九大家的人。在即将到来的大对决中，九大家态度暧昧，似乎没有参与进来的意思，所以邱义也不想撕破脸，在取得吕坤绝对不会帮助乱党的承诺后，他离开了上海府衙……没有王屠户，也得吃带毛的猪，他决定自己单干！
望着纠纠而去的邱公公，再想想呼风唤雨的绅商，吕坤鼻头一酸，险些掉下泪来。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九大家竟然瑟缩在角落，看着别人粉墨登场。国朝二百年，还没有过这样凄惨的日子呢。
但他没时间感伤，后面还有几尊大神等着自己的消息呢。赶紧收拾起情怀，往府衙后院走去。
穿过层层护卫，吕坤轻手轻脚的来到书房外，对立在门口的儒袍男子拱手道：“劳烦子乾兄通禀一声……”
“不用了，长老们在等着你，直接进去吧。”这被称为子乾兄的，是九大家之首的吴家嫡长孙，此刻却充任门卫，可以想见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吕坤有些紧张，整整衣冠，深吸口气，轻声对立面禀报一声，便缓缓推门进去。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书房中的摆设豪奢而不俗气。五把紫檀木设垫的椅子，坐着五个衣着普通的耄耋老者，有的抽着烟，有的没抽烟，半死不活的坐在那里，没有半点生气。
吕坤却不敢丝毫大意，头也不抬，恭敬的施礼道：“小子吕坤拜见诸位长老。”不错，这五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就是传说中九大家长老会的五位长老，九大家真正的核心人物。
“起来吧……”坐在正中间的那位，就是吴家的太上家主吴逢源，嘉靖末年时，沈默邀请九大家家主画舫一聚，他还是年富力强的汇联号执委。十八年过去了，吴逢源也早就把执委的位子让给长子，自己退居长老会，等闲不问世事。
其余老人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形，要不是到了这种事关存亡的危机时刻，他们是不会从老巢出来，聚集到上海城的。
听了吕坤的禀报，吴逢源轻叹一声道：“捞不着出场的滋味，不好受吧。”
“是。”吕坤点点头，轻声答道：“不过坐山观虎斗，也是一件幸事。”
“这可不是我九大家的精英子弟该说的话！”郑家的太上郑立人脾气火爆，不给面子道：“一点傲气都没了，还谈什么复兴！”
“他们这一代人，太差。”王家太上王梦祥痛心道：“心吾还好些，毕竟在南洋开过荒。他的同辈，尤其是嫡出的那些，咱们的艰难时候他们还小，等他们长大了，年景又太好了，生意上一日千里，圈子里人人追捧。结果一个个都昏了头，以为是自己的本事太大，老子天下第一！可是咱们一放手，结果怎样？全都是败家玩意！”
九大家之所以会在金融风暴中一落千丈，毫无抵御能力。跟他们最近十多年，过度痴迷于金融的魔力，极度轻视实体经济有直接关系。年青一代的精英们，都极度崇拜殷若菡的眼花缭乱的金融操作，认为这才是操控世界的魔手。至于打理实体经济又苦又累，应该是那些普通人趋之若鹜的破营生……两者之间，就像是东晋的士族与庶族一样泾渭分明，判若云泥。
当这一代人接掌了家族的权力后，他们毫不犹豫的把家族的实体生意清盘，只以控股或者持股的方式，控制整个行业的方向，而不再去涉及某一个企业的经营。九大家的财富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迅速膨胀起来——账户中的存款达到天文数字，还有海量的商业债券、股权证书……谁也不否认这是货真价实的财富，然而汇联号一被取缔，金融风暴一来，他们发现自己只剩内裤了……二百年的世家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还陷入了千夫所指的悲惨局面，一切都是末日景象。这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大，自信心轰然倒塌，应对连连出错，这才逼得老家伙们重新出山。
记住了，吕小子，”吴逢源沉声道：“我们这些百年世家，甚至可以追溯到北宋南渡，几百年来华夏易鼎、改朝换代、所遭过的劫难，不比现在大多了？可皇帝换了三家，我们却还在这里，枝繁叶茂！靠的什么？世家的底蕴！”
听了吴长老的话，吕坤感到血有些热，眼眶有些湿润，熄灭已久的斗志似乎又回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