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两人的分析，我用赞许的目光望向班台莱耶夫，心说生姜还是老的辣啊，这个班台莱耶夫上校别看平时为人古板，但他在军队中的经历，要比阿赫罗梅耶夫这种后生晚辈丰富得多，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他居然就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出新的方面军司令员是谁。
想到两个方面军的合并在即，我忍不住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未来的出路。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自己在留在第62集团军的可能不大，有可能被调到其它方面军，而最有可能去的，就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或者梅列茨科夫大将的沃尔霍夫方面军。我调过去的话，现在的独立师肯定不会跟我一起过去，到时我就会又成为孤家寡人。想到自己在新的环境里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我的心里就感到了失落。
我光顾着想自己的心事，忘记了自己还目不转睛地盯着班台莱耶夫。他被我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使劲地咳嗽一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随后他小心地问我：“师长同志，目前还剩下三万多在叶尔曼区和捷尔任斯基区被解救出来的居民，我们该如何安置他们呢？”
没等我的思维回到正常的轨道，基里洛夫便在一旁补充说：“副师长说的对，这批难民目前缺乏食物和药品，而我们储备的食物也不够了。如果不尽快安置好他们的话，我担心会有不少人因冻饿而死。”
在收复叶尔曼区和捷尔任斯基区时，我们从敌人的手里解救出了多达四万的居民。当发现敌占区里居然有这么多居民时，我立即就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了报告。崔可夫当时没在司令部里，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古罗夫，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沉默了很久，最后才为难地对我说：“冰上运输线由于受气候的影响，运输能力有限，每天只能往城市运进少量的兵员，和有限的物资。在这种情况下，想将这批难民全部疏散到伏尔加河东岸去，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暂时留在你们师的防区。”
我听古罗夫这么说，当时就急了：“军事委员同志，这三万多居民每天消耗的食品，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天文数字，以我师现有的食品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难民们的需求。”
听到我的诉苦，古罗夫也无奈地说道：“奥夏宁娜同志，你们养活不了这几万人，我们同样也是力不从心啊。不过请你放心，我们集团军司令部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们防区内的难民提供必要的食品。”
古罗夫虽然信誓旦旦地表明要为我们提供食品方面的补给，但过了十来天，无论是食品药品和枪支弹药，我们都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充。眼见得集团军承诺的补给品迟迟不能到位，我不得不将每个居民的口粮，从最初的300克降为了200克，同时还组织了小分队，将那些还能走动的老弱病残都想方设法地分批送往了东岸，减轻我们的供给压力。这样送了十几天，只送走了上万人，还剩下了三万多人，而这时，我们的粮食供给出现了问题。
我考虑了半晌以后，向基里洛夫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政委同志，为了维持这些难民的身份，我们只能再次削减他们的粮食定量。从现在起，成年人每人每天150克面包片，儿童每人75克。……”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按捺不住的阿赫罗梅耶夫就惊呼起来：“师长同志，这样的配额也太少了点吧，要不了多久，居民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特别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对他们……”
我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表情严肃地对他说：“参谋长同志，请记住，我们师如今也面临着缺粮，如果不控制对居民发放食品的话，我们的战士很快就会饿得连武器拿不起来，这样他们还怎么和凶狠的德国人打仗？”
看到阿赫罗梅耶夫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又有些于心不忍，于是补充说：“这样吧，凡是参加了民兵或者协助我们的战士加固工事的居民，每人再多发200克面包干。”
听我这么说，阿赫罗梅耶夫脸上的神情缓和了许多，他点了点头，说道：“好的，我这就给各团团长打电话，将您的命令转达给他们。”
等阿赫罗梅耶夫去打电话时，我低声地对基里洛夫说：“政委同志，目前师里的食品储备只能维持两三天，您看能否由您出面去和军事委员同志交涉一下，让集团军司令部为我们提供一批食品，以解如今的燃眉之急？”
基里洛夫听我说完后，很爽快地点了点头，同时说道：“这件事情，我先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同志通个气，有他在旁边帮我们说话，事情会好办一些。”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下来，皱着眉头想了想，接着很严肃地问我：“奥夏宁娜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情。德国人既然在我们包围圈的外侧发起了攻击，那么我们对保卢斯兵团的围歼计划，还能按照最初设想的那样执行下去吗？”、
班台莱耶夫听到了我和基里洛夫的对话，他左右张望一下，也凑过来小声而神秘地问道：“是啊，师长同志，包围圈里的保卢斯部队会被我们消灭吗？以前在别的战场，也遇到过围住了敌人却迟迟吃不掉，结果敌人的援兵上来了，反而全歼了我军部队的战例。”
见自己的两个副手对我们能否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都产生了怀疑，真是让我哭笑不得。但在这种时候，我又不能把战役的最后结局告诉他们，只能含糊其词地说道：“政委、副师长，你们想得太多了，虽然敌人目前还很顽强，但他们的有生力量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被我们一点点地消耗掉。”
阿赫罗梅耶夫打完电话后，走回桌边向我汇报说：“师长同志，您的命令已传达下去，几位团长正在调整给居民的食品配额。”
“捷尔任斯基区的防御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和食品配额这件事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各团的防御做得如何，所以阿赫罗梅耶夫刚报告完，我立即又接着问：“他们的工事，能抵御德军发起的强攻吗？”
阿赫罗梅耶夫使劲地点点头，肯定地说：“师长同志，没问题。据一团、四团的报告，他们所占据的楼房，在面向德军防守的那一侧，所有门窗都用砖石堵死了，只留下了射击孔，德军就是趁夜色摸上来，也无法进行楼内。二团的兵力较少，他们负责叶尔曼区和捷尔任斯基区的结合部的守备工作。”
听到各团都做好了防御工作，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接下来我又给驻扎在我师后方的几个师长一一打去电话，将我们这里的布防情况通报给了他们，同时提醒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德国人可能发起的偷袭。
天亮以后，我带着一个警卫排到捷尔任斯基区去视察几个团的防务。离开指挥部没多远，就有一个包着头巾的妇女，一手牵着一个同样包着头巾的小孩向我迎面走过来。看到了我们一行人，那名看不出年龄的妇女忽然高叫一声，松开两个孩子朝我扑了过来。
负责保护我们的尤先科看到妇女朝我冲过来，深怕我有什么危险，连忙高喊了一声，带着两名战士迎了过去。那个女人虽然身材很高大，但可能饿得太久了，走路时脚步都有些漂浮，根本就不是三个壮汉的对手。仅仅一个照面，她便乖乖地束手就擒。
看到自己的妈妈被两个当兵抓住，远处的两个孩子顿时被吓得嚎啕大哭起来。我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搞糊涂，连忙吩咐尤先科把那妇女带上来，又叫了两名战士去将孩子带过来，我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到妇女被带到我的面前时，望着面前这位面相苍老两眼无神的女人，我觉得她不像想对我欲行不轨的人，先挥手让抓住她连忙战士松手后，我又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地问道：“妇女同志，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那女人警惕地看了看左右，见战士已松开了她的手，猛地朝我扑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臂，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指挥员同志，可怜可怜我吧，我和孩子都好几天没吃东西，都快饿死了，给点吃的吧。”
在我师的防区里，有三万多的难民，虽然每天各团都在发放食品，但我心里明白，肯定还是有些居民不能领到让自己赖以活命的食物。因此当我知道这位妇女拦我的路，只是为了乞讨一点食物，给自己和孩子吃时，我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而是扭头问左右的战士：“你们谁的身上有吃的？”
站在我右边的一名战士连忙答应道：“师长同志，我这里有。”说完，他取下身上的背囊，拉开袋口，从里面取出一块外形四四方方、足有一斤重的黑面包，递到了我的手上。我想接过面包，向战士道谢后，又转手递给了面前的女人。
本来我以为这个女人接过面包后，会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叫到面前，撕一点面包碎片给他们吃。没想到，女人接过面包后，一手抓住面包，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撕下来的碎块，一个劲地往自己的嘴里塞。全然不顾两个抱着她腿的孩子在不停地喊着：“妈妈，我饿，我俄！”
看到这一幕，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我将自己的眼睛紧紧地闭上，免得自己不争气的眼泪会夺眶而出。我再度睁开眼睛后，扭头望向刚刚给我面包的战士，歉意地问道：“战士同志，您那里还有面包吗？”
战士摇了摇头，遗憾地说道：“对不起，师长同志，没有了。”
“我这里有。”我刚刚回过头，一块面包便递到了我的面前。我顺着托着面包的手看过去，原来是尤先科上尉将他的面包奉献了出来。我冲他笑着点点头，拿起了他手里的面包，小心地扳成两块，分别递给了两个正在哭闹不休的孩子。
当我们重新前进时，我听到身边有战士在嘀咕：“这个当母亲的真自私，有了食物只顾自己吃，一点都不管自己的孩子。”
“就是，太自私，根本就不配当妈妈。”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就有战士附和他。
“同志们，我觉得那名妇女做得对。”听到战士们的议论，我忍不住也想说说自己的观点：“你们光看到她在得到食物后，只顾自己吃而不管自己的两个孩子的表面现象，却没看出她这样做也是为孩子着想。”
“师长同志，为什么这么说呢？”旁边有战士不解地问道：“明明她自顾填饱自己的肚子，根本不管孩子，怎么还说是为孩子着想呢？”
看到周围的战士都是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连尤先科也是满脸的困惑，我只好进一步地向他们解释说：“你们都看到了，她的两个孩子年龄都还很小，如果当母亲的饿死了，谁来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你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会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吗？”说到这里时，我无缘无故地想到了丽达的孩子阿利克，心里莫名其妙地刺痛了一下。见到所有的人都摇头认为两个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我才接着说，“只有当母亲的活下来了，这两个孩子才能继续活下来的可能。”
我们刚进入了捷尔任斯基区，就遇到了二团设立的关卡，执勤的指挥员是我熟悉的一营长霍鲁绍夫上尉。我握住霍鲁绍夫的手，关切地问道：“上尉同志，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还好吗？”
霍鲁绍夫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苦笑着说：“师长同志，以前我是营长时，手下有七八百名战士，可如今您看看，”说着他向旁边努了努嘴，心有不甘地说道：“全营连我在内，就剩下25人了，我也就由营长变成了排长。”
看到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连忙安慰他说：“上尉同志，不要担心，虽然你们营的人数少了点，但再过一段时间，上级就会对我师进行补充，我一定会优先补充二团的。”
霍鲁绍夫听我这么说，才重新高兴起来。听说我们要一团的防区，立即叫了一名战士过来，让他为我们充当向导。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了，沿着满是弹坑和瓦砾的街道，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着。一路上，我仔细地观察着街道两侧的楼房，发现有不少楼房临街一侧，门窗都被砖石堵死。有些楼房之间用交通壕相连，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上面还盖了盖板，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到一团团指挥所的时候，团长谢杰里科夫中校没在，他去了四团的防区，只留下了副团长伊利亚中校。见到我走进指挥所，伊利亚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向我敬礼并汇报一团的现在的情况。
虽然听伊利亚中校说得头头是道，但亲眼看到一团的防御阵地，我还是不太放心，于是便让伊利亚带去我前沿看看。为了不暴露目标，除了我和伊利亚中校外，就只有尤先科上尉带着的两名战士。
伊利亚带着我来到一个未被炮弹和炸弹摧毁的阁楼，居高临下地鸟瞰下面的敌我防区。伊利亚指着下面向我介绍说：“师长同志，我们的战士藏身的工事，对面楼里的敌人只间隔五十多米。”
我边举起望远镜边随口问道：“你们都采取了什么防御措施呢？”
“除了将面朝敌人那一侧的门窗全部用砖石堵死，只留下射击孔以外。我们还在楼房的外面埋设了地雷，和拥有一挺机枪和两支冲锋枪以及十支步枪的战斗小组，构成了一个小的防御地带。这样只要敌人踩响了地雷，我们躲在楼房里的战斗小组，就可以趁他们被炸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给他们予重创。”
在我的望远镜镜头里，我军对面楼里的德军士兵毫不顾忌地在窗口走来走去，甚至有的还大胆地从窗口朝外探出半边身子。看到这种情形，我放下望远镜，扭头对伊利亚不满地问道：“中校同志，您看到对面楼里的敌人了吗？”
伊利亚的眼角余光朝远处瞥了一眼，又迅速地收了回来，同时点点头，肯定地说：“是的，师长同志，我看到了。这些德国人很嚣张，不光换岗时大摇大摆地不掩饰自己的行踪，同时还经常在换岗后，站在窗口抽烟，一点都不把我军放在眼里。”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满地问道：“对于敌人的这种表现，你们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伊利亚听后，点了点头，认真地回答说：“是的，师长同志，对于敌人的嚣张表现，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