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笑呵呵地说：“丽达，我刚刚给塞兹兰的卫戍司令费尔什特打过电话，他告诉我，说你和你丈夫奥夏宁目前正在一起。怎么样，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他后面这一句话，明显带着调侃的语气。
我苦笑了一下，回答说：“元帅同志，怎么会呢。我们只是在回忆以前的一些经历。”
“怎么？你们单独待在一起，就只是为了回忆过去的事情吗？”朱可夫听我这么说，有点不解地问道。
“是这样的，元帅同志。”我不想在这事上纠缠，便直接向朱可夫说明实际情况：“奥夏宁因为以前头部负伤，得了失忆症，已根本记不得我了。我和他回忆过去，只不过是想尝试让他恢复记忆而已。”
“什么，失忆了？”朱可夫没想到我和奥夏宁的重逢居然是这样的情况，不禁吃惊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需要我安排他回莫斯科来进行治疗吗？”
“谢谢您的好意，元帅同志，暂时用不着。”我婉言拒绝了朱可夫的好意后，想到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闲得半夜打电话和我聊天，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于是开门见山地问：“请问您有什么指示吗？”
听我这么问，朱可夫立即呵呵地笑了起来：“丽达，你真是不简单啊，我这里还没说话，你就猜到我有事情找你了。”
旁边的奥夏宁从我的对话里，知道了打来电话的人是谁，他连忙从桌边站起来，用手指了指门外，并张嘴无声地说了几句。我从他的唇刑猜出，他是问我：是否需要出去汇报一下，因为他没有资格在旁边聆听我和苏联元帅的对话。我冲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出去，继续留在这里就行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莫斯科？”朱可夫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什么，回莫斯科？”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懵懵懂懂地说道：“斯大林同志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我怎么也得在古比雪夫州待个十天吧。”
只听耳机传出朱可夫的声音：“我们重建了第六集团军，原本任命了奇斯佳科夫中将担任司令员。可是他在今天下午出了车祸，情况还很严重，估计很长时间都无法履行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
我听到这里时，不禁浑身一震，心跳也不听话地加快了，心说难道朱可夫半夜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算让我去担任这个第六集团军的司令员吗？那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参加在七月初开始的库尔斯克会战，建立更大的功勋。
很快我就从耳机里听到了我想听的内容：“……经过我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商议，并上报最高统帅本人同意，决定改任你为第六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部队隶属于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问题，元帅同志。”朱可夫的话刚一问出口，我立即就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坚决服从您的安排。”说完这句话，我略微停顿了片刻，又接着问道，“不知道新编成的第六集团军里，是有些什么部队？”
朱可夫对于我的问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丽达，我就知道您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提前就准备好了。你听着，第六集团军是由第21集团军改编组建的，编有近卫步兵第51、地52、第67和第71师，以及步兵第325和第375师。另外还有两个坦克旅，和三个炮兵团，另外还有一个威力最强大的近卫火箭炮营。怎么样，对你的部队还满意吧？”
朱可夫的话音未落，我就忙不迭地回答说：“满意，满意，简直是太满意了。”我心里暗自计算，虽然只有六个步兵师，以及两个坦克旅、三个炮兵团和一个火箭炮营，但加起来至少有六七万人，兵力算是不少了。况且对于从来没指挥过这么多部队的我老说，还能有啥不知足的呢？
朱可夫简短地吩咐我说：“既然你没有意见，那么就尽快赶回来上任吧。”
虽然朱可夫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却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尽快返回莫斯科的话，就等于我主动结束了假期，也不知道会不大惹来麻烦。于是我谨慎地问道：“可是，元帅同志，当初斯大林同志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结果我在外面只待了几天时间，就要回去销假，不会惹得最高统帅本人发火吗？”
“不会的，丽达。”朱可夫信心十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报备过了，就算你立即回来销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好吧，我会尽快赶回去的。”我说这话时，心里还在考虑，等明天去陶里亚蒂城见过阿利克以后，再乘晚上的火车赶回莫斯科。
谁知道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朱可夫又补充了一句：“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当天下午在马克思广场上，我们会举行一个小小的纪念仪式，我希望你能按时出场。”
我抬手看了看表，此刻已是5月4日的凌晨了，也就是说要坐早班车走，才勉强能赶上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仪式。不过既然朱可夫的话已出口，想让他收回去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只能打消去陶里亚蒂城的念头。
我放下电话想了想，又重新拿起话筒，拨通了值班电话。振铃两声后，对面立即有人拿起了电话，接着耳机传出一个人懒洋洋的声音：“喂，您是哪里？”
我听出是招待所所长的声音，连忙说道：“所长同志，我是奥夏宁娜。”
听到我自报家门，对方的声音顿时变得精神起来：“原来是将军同志啊，您这么晚还没休息，是有什么指示吗？”
“所长同志，我摆脱您两件事。”现在时间紧迫，我也就不和对方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一、我因为要尽快赶回莫斯科，所以麻烦您帮我订最早一趟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二、您给我的两个部下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即赶到我的房间来报道。”
“将军同志，您刚来没多久，怎么又急着要走了呢？”所长是个啰嗦的人，他没有像普通战士那样干脆地接受我的命令，而是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说了没两句，他可能是听得我这边没声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换了一种语气说：“将军同志，您请放心，我马上就执行您的命令。”
再次放下电话，我走回到桌边，对着奥夏宁歉意地说：“对不起，亲爱的，看来我们的叙旧要改期了。我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尽快赶回莫斯科去接受新的任务。”
奥夏宁点头如捣蒜，连声说：“我知道，我知道，刚刚您和元帅的对话，我几乎都听到了。”说着，他站起身并向我伸出手来，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说，“丽达，祝贺你获得了更重要的任命。”
我神出手去和他轻轻一握，便收了回来，岔开话题说：“对了，亲爱的，我们的孩子如今在陶里亚蒂城的儿童院，你抽空去看看他吧。”见奥夏宁点头表示同意时，我忽然想起他已失忆了，连我都记不起是谁，更别说都那么长时间没见过面的孩子，赶紧补充说，“孩子叫阿利克，千万别忘记了。”
“放心吧，我已记在心里了，不会忘的……”他的话还没说完，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同时外面还传来了尤先科焦急的声音：“将军同志，请开门，请开开门。”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门口，拉开了房门。门一打开，借助门口透出的灯光，我看到站在外面的除了尤先科，还有多尔尼科夫，连忙把身子一侧，向里面一摆手说：“你们两人来得挺快啊，别站在外面了，都进来吧。”
两人进门后，站在我的面前，把腰板挺得笔直，尤先科问道：“将军同志，不知道您这么晚找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没等我说话，奥夏宁便走了过来，客气地对我说：“丽达，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办，我留在这里不太合适，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好，你先回去吧。”我听了他的话，也没在意，只是随口说道：“时间不早了，你记得早点休息。”
看着奥夏宁的身影从门口消失后，尤先科奇怪地问我：“将军同志，您为什么让您的丈夫离开了呢？”
尤先科这么一说，使我意识到让奥夏宁离开，的确是没有什么必要，刚刚我和朱可夫通话时，都没让他回避，此刻向自己的部下部署返回莫斯科的事宜时，就更加没有回避他的必要，不过既然他已离开，我也不可能去把他追回来，只能将错就错了。
我没有回答尤先科的话，而是直接向两人宣布：“我刚刚接到朱可夫元帅的电话，他命令我尽快地赶回莫斯科。所以我们原定今天白天去陶里亚蒂城的计划取消，你们立即回去把所有的战士叫起来，我们尽快赶到火车站，乘坐最早的一趟列车返回莫斯科。”
“将军同志，”从进门开始就没说话的多尔尼科夫有些不解地问道：“不知道有什么急事，你连儿子都来不及探望，就要迫不及待地返回莫斯科，能告诉我原因吗？”
如果多尔尼科夫是我的老部下，我肯定会把脸一板，打着官腔说：“你不知道上级的命令是不允许讨论，只能执行的吗？”可他却偏偏只是上级安排来保护我安全的人，所以我只能耐心地对他解释说：“元帅同志在电话中说，我已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员，必须立即赶回莫斯科就职。而且更重要的是五号下午，在马克思广场，有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是我必须去参加的。”
我的话一说完，多尔尼科夫便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自告奋勇地说：“那我先去把战士们都叫起来，让他们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不是说走就能走，肯定还要做一些准备，所以听他这么说，也点了点头，笑着说：“去吧，上尉同志，把大家都叫起来，让他们做好出发准备。等招待所所长为我们买到了返回的车票后，我们就立即出发。”
多尔尼科夫急匆匆地离开后不久，屋里的电话便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听，原来是所长打来的。他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凌晨三点半有前往莫斯科的列车，我已把票买好了。我现在给您送上去，您看合适吗？”
“不用了，所长同志。”我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快两点了，以所长那么啰嗦的性格，到我的房间里又不知道要耽误多少的时间，所以我命令他：“您就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待会儿我下去的时候顺便取票。”
五分钟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厅里，虽然有二十来个人，但谁也没说话，厅里依旧显得很安静，没有惊扰到别的住宿客人。所长走到我的面前，举起握在手里的一把车票，讨好地说：“将军同志，车票都在这里，请您收好。”
我接过车票，随手递给了身旁的尤先科，笑着问所长：“所长同志，这么多车票一共多少钱，我好给您。”
我的话一出口，不光所长愣住了，就连身边的多尔尼科夫也奇怪地“咦”了一声。见到他们这种反应，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尤先科小声地提醒我说：“将军同志，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买车票是不要钱的。”
听到尤先科这么说，所长也连声附和：“对对对，军人买车票是不需要钱的，只需要在买票时，提供所在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名字、军衔、职务就可以了。”
离开招待所，朝车站出发时，我考虑到晚上是戒严时间，而我们又没有通行证，如果听任巡逻队不断地盘查下去，有可能会误车。于是我把多尔尼科夫叫到面前吩咐说：“上尉，带着您的部下在前面开路。一旦遇到盘查的巡逻队，就用你们内务部的名义把他们打发走，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明白吗？”
多尔尼科夫这趟跟我出差，一直不能凭借他内务部的身份行事，估计心里特别憋屈，此刻听到我这个命令，立即兴奋地答应一声，带着他的三名部下就走在了整支队伍的最前面。
走在我身边的尤先科看着前面耀武扬威的四个人，有点不高兴地对我小声说：“将军同志，您怎么能如此地放任他们呢？要知道内务部的人就算没理都要找别人的碴，而您现在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他们不惹事才怪了。”
我很理解尤先科的心理，便小声地对他解释说：“尤先科大尉，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听任街上的巡逻队一再盘查，会误车的。非常时期，就要用点非常手段。”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至少有五支巡逻队，刚走过来想拦住我们进行盘查，就被多尔尼科夫利用内务部的身份打发走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来火车站以后，多尔尼科夫找来了车站的军代表，强行包下了一节卧铺车厢，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待在一起，而不用像来的时候，我们和警卫班的战士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
列车启动时，坐在我包厢里的尤先科情绪激动地说：“将军同志，再过三十来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莫斯科，到时您就是正式的集团军司令员，那么一来，我又可以像以前那样，用司令员的头衔来称呼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