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谥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定谥

后世很多人以为神宗这个庙号不好,作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解释。

但是其实“神”这个字,乃是《谥法表》上的第一个号,足见其地位的尊崇。

民无能名曰神,靖民则法曰皇,化合神者曰皇,德象天地曰帝,德合天者曰帝,仁义所往曰王。

“神”,在“皇”、“帝”、“王”之前。

为何如此崇高?按照《谥法解》中的说法,是“民无能名”。

什么叫民无能名?孔子曾经引用过《尚书》对尧帝的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意思既是说尧为天子,太伟大了,就和天一样的伟大。

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以至于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

千古帝范,万代民师,初肇文明,世人敬赖。

尧帝到了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优秀君主的代名词。

士大夫的事业,在立德立功立言,但入仕后的最高成就,却都是——“致君尧舜”!

这个庙号之所以在后来成了恶号,是因为真实历史上的几个“神宗”,表现都不咋样。

称号与其实际成就,实在是相差太远,活活将这个第一尊号,变成了笑话,讽刺。

甚至是诅咒。

但是在今天的大宋,这个庙号,无疑是最顶级的一个。

这个号的拟定,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小插曲。

和真实历史不同的是,司马光对此庙号提出了反对意见,苏油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司马光是觉得这个庙号对赵顼来说,有些过于拔高了。

而苏油则是被后世“神宗”二字,搞出了心理阴影。

司马光认为,赵顼应该对改革初期的弯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不过好在成就不小,也属于重开局面之君,因此用“景”比较合适。

由义而济曰景,布义行刚曰景,耆意大虑曰景。

而苏油则认为赵顼虽然取得了光辉成就,但是毕竟没有走完最后那一步,到底是没有全部完成祖宗宏愿,故而达不到“神”的级别。

司马光建议那个号有瑕疵,由义而济,是暗示赵顼对百姓先紧后松;布义行刚,是暗示赵顼不断发动对外战争;耆意大虑,则是暗示赵顼在细节上有瑕疵。

苏油觉得过苛,于是推荐了“昭”。

昭德有劳曰昭,容仪恭美曰昭,圣闻周达曰昭,非常完美。

赵顼很辛苦,很帅,很能采纳建议还能推行来去,完美。

然并卵,两人还没来得及展开辩论,就被各地的实封淹没了。

司马光搞出来的“大开言路”这头猛兽,第一次让中书收到了反对他自己和苏油的声音。

老百姓、士大夫、太学生和广大官吏,纷纷投书,不能忍!

先帝哪里配不上这个神字?司马学士和蜀国公是吹毛求疵,是敲开鸡蛋找茬!

元丰盛世是什么样的局面?世界上可曾有过年入两亿贯,国库存余六千万贯的国家?

还有新宋洲、东胜州的大发现,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

日行千里的火车、日织千匹的毛纺厂、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

一战平灭西夏五十万的大胜,纵观历史,有过几场?

四夷宾服,五洲来朝,你们凭什么不让先帝做神宗?

不行,就必须是神宗,否则我们不答应!

高滔滔收到司马光整理出来的百姓和各路官员意见,感动得结结实实地痛哭了一场。幸好立的是赵煦,否则的话,后果委实难料。

公道自在人心!那就神宗了!

最终定下《神宗谥议》:

“粤庙号之建久矣,其间圣贤之君作,而应天下之治者多矣。

然未有以神为号者,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

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

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大行皇帝尊谥,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庙号这个礼制,其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

中间华夏也曾出现过不少圣贤之君,做到了天下大治,可从来没有过哪位君王,是以“神”为号的。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这个字,按照庄子的解释,是“妙万物以为言”,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万物的代言者,方可称为“神”。

哪怕圣贤之君,都极难做到能够与这个号相称。

这或者就是上苍属意,特别留给我们大行皇帝专用的吧?

历史上称赞尧帝,是既神且圣,乃武乃文。

神、圣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为天下树明了道德;

文、武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使天下臻达了大治。

(因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这几点),所以他的尊谥,是来自上天的赐赠!

……

己酉,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

刘挚上台第一件事,就是闹着人数太少,权力不够:“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侍御史、两殿中,法得言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所贵共尽忠力,交辅圣政。”

苏油和章惇立刻狙击,刘挚此论,大违先帝遗意。

先帝元丰改制,第一件事就是台谏分立,御史台掌察事,谏院掌谏事。

明确责任,便利施行。

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加上电报来得快,造成信件积压,谏院增员,理所应当。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尽可上言,故六察御史,本就包括在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御史言事归言事,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义务劳动”,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

因此御史因“察人不谨”而要承担的责任,不能因“谏事风闻”而得免,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

高滔滔认为有理,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待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以扩大谏院人数。

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察案如果弹人,需要有确实证据,承担后果;只有补阙朝政,言事方可以“风闻”。

戊午,召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

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大苏的升官途径,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吕公著、苏油。

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也就是说,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

于是苏油上书,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

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苏轼人才难得。

蜚声国际,四海内外皆称夫子,各国使节入京,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

当年制科结束,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

让其入朝问对,之后或列台谏,或直国史,或掌制诰,这么多位置,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以苏轼的文才,这些工作,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

没有,的确是没有。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

九月,从南到北,大宋各路开始收纳粮储,大宋的重点再次转到了实务上来,毕竟秋收工作是农耕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个丰年,收得苏油心惊胆战。

连续四年大丰收,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唯独苏油不一样。

他只觉得大灾的脚步,好像越来越近了。

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料理好辽国来的那帮子。

苏油级别太高,前期磋商接触根本不用出面,老族兄反倒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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