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码头的道路上，我们七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我们分成了三组，巴斯曼诺夫带着一名战士在前面开路，两名战士走到后面，我和另外两名战士走在最中间。每组之间的间隔为五十米，在这样的距离上，任何一组和敌人遭遇时，另外两组都可以及时地为他们提供支援。
当我们弓着腰穿行在废墟之中时，为了行程不至于过于枯燥，我有意和身边的两名战士聊起了家常。我首先问走在我的左侧，拎着一支波波夫冲锋枪的年轻战士：“喂，战士同志，您叫什么名字？”
那名战士听到我这么问，不禁愣了片刻：“您是在问我吗，师长同志？”没等我说话，他已经接着说了下去，“我叫茹霍维茨基，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
古拉格集中营，听到这个单词时，我不由好奇地打量了身边的这名战士，从他的言行举止来看，以前似乎应该是来自工厂或者城市的，于是试探地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您是怎么进的古拉格集中营。是因为上班连续迟到三次吗？”
“师长同志，您猜错了。”没等茹霍维茨基回答我，另外一名战士已经抢先回答我说：“他是因为前年参加五一游行时，拒绝举斯大林的肖像而被捕被送进集中营的。”
匪夷所思的理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左右看了看，除了我们三人外，其余的人都隔得很远，应该听不见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忍不住好奇地追问道：“茹霍维茨基同志，既然您当时参与了游行，可为什么不愿意举斯大林同志的肖像啊？”
“因为我当时手里抱着我刚满周岁的女儿，根本腾不出手来举什么肖像。”茹霍维茨基神情黯然地说道，“我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
“不要担心，茹霍维茨基同志，等战争结束后，您就能见到您的女儿了。”为了转移话题，我又扭头问另外一名战士：“战士同志，您又叫什么名字，也和他一样，是来自古拉格集中营吗？”
战士点点头，回答说：“师长同志，您猜的很对，我叫米哈伊洛夫，也来自古拉格集中营。”
“那被捕的原因呢？”此刻我心中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了起来，迫切地想搞清我部下中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士，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捕的。
米哈伊洛夫苦笑着回答说：“我的罪名很简单：在街头制止发表翻动言论的人时，又向围观的群众冲锋了一遍此人的反动言论。”
听到这个罪名，我真是哭笑不得，简直比茹霍维茨基的罪名还要离奇。无声地苦笑一声后，我又随口问道：“你们认识的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战友们，都是因为什么罪行被捕的啊？”
“一团的克斯特罗夫以前是名电工，他开玩笑地说：街上根本用不着单做路灯杆子，只需要给斯大林的雕像手里那个灯泡就行了。”
“二团的伊格纳季耶夫在和朋友喝酒时说：为祖国我愿意举杯，要是为了斯大林那就算了。”
“二团一营的米先科夫发牢骚说：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了广阔的大道，可我们家连母牛都没有啦。”
“三团的瓦尔吉涅茨更倒霉，他在粮食店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的时候，粮店下班关门了。他回家时在路上发牢骚：我要面粉干什么，共产主义就快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拿着盘子到食堂里领饭吃，跟街上的乞丐一模一样。”
“四团的维思杰尼乌斯在喝醉以后向国家领导人的肖像扔小黄瓜。”
“警卫二连的卡拉巴蒂罗夫，是个哈萨克人，他的罪名是非法履行毛拉职务，举行宗教仪式并收取费用。”
“还有那个马尔特申，他在喝醉酒以后，去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别人做报告时大声起哄。”
“最倒霉的要算三团九连的那个扎哈尔库，他为了争风吃醋，强迫妻子以对手的名义写了一封反动匿名信，结果很快就被侦破，他夫妻二人都进了集中营。”
……
两人说起自己的那些古拉格集中营的同伴时，一个比一个激动，声音也不禁越来越大。我被他们所说出的诸多罪名吓坏了，原来在无意中说错一句话，就会给自己惹来无妄之灾。我说话一向就属于比较随意的那种，要不是有那么多大腿级的人物关照的话，没准我早就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了，一想到这个，我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为了防止两人继续说下去收不了场，我赶紧又换了话题：“米哈伊洛夫、茹霍维茨基，你们两人看起来关系不错啊。”
米哈伊洛夫望了茹霍维茨基一眼，笑着对我说：“是的，师长同志，我们之间的交情不错，茹霍维茨基曾经救过我的命。”不等我追问，他就一口气说下去：“我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时，正好赶上严冬。我们当时的工作是修筑国防工事，据说是为了防范来自东方倭国可能发起的进攻。我们每天的配给只有350克面包，晚上有一碗只飘着一两片菜叶的清汤。
师长同志，您想想，这点食物根本就吃不饱，别说干活了，就算是躺着不动也够呛。参加修筑的囚犯们个个都浑身浮肿，走路像走在沼泽地里一样摇摇晃晃的，干的活稍微重一点就会两眼冒金星出虚汗。况且国防工事的所在地，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每天在路上就要走一个多小时。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人又吃不饱，不死人才怪了，光倒在路上的人就不少，再加上那些在干活时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的人，每天死的人。
我有次也是饿得很了，干活时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直接就扑倒在地上。正在我浑身冒着虚汗心跳加速，闭着眼睛耐心地等待着死神降临时，忽然有人塞了一小块面包到我嘴里来。就是这么一小块面包下肚，我又缓过了劲来，睁眼一看，原来救我性命的就是茹霍维茨基。师长同志，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么一小口面包，虽然只有几十克，可在关键的时刻就能救人一条命啊。”
我点了点头，郑重其事地说道：“米哈伊洛夫同志，您所说的我都明白。我曾经去过被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那里的人每天只有250克的食品配额，有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去……”说到这里时，我忽然发现走在前面的巴斯曼诺夫和那名战士停了下来，站在一堆瓦砾堆旁望着前方发呆。见到他们这种表情，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把话题一转，“巴斯曼诺夫上尉那里好像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快点过去看看。”
我们三人弯着腰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巴斯曼诺夫的附近，还隔着几米远，我就紧张地问道：“喂，上尉同志，发生了什么事情？”
满脸愁容的巴斯曼诺夫回头看了我一眼，指着前方，痛心地说道：“师长同志，您看看吧，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战友啊！”
不明所以的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前面望去，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在前面满是弹坑和瓦砾堆的街道上，躺满了数以百计无人照料的伤员，除了那些伤重无法动弹的伤员在原地翻转着痛苦地呻吟着；伤势稍轻一些，能动弹的伤员正艰难地爬向了码头的方向。
看到这副让我军重伤员自生自灭的惨状，我一把抓住巴斯曼诺夫的胳膊，大声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卫生员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重伤员扔在这里不闻不问？要知道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没人管他们的话，绝大多数的伤员是活不到天黑的。”
巴斯曼诺夫把双手一摊，用无奈的口吻说道：“师长同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刚才走到这里时，就看到了这一幕。我也想救他们，可我们就几个人，这里可有几百号伤员啊，我们又能救几个？”
“能救多少算多少，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我们的面前。”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忽然想到这里离三团的驻地不远，顿时想到了办法，于是吩咐巴斯曼诺夫：“上尉同志，这里离三团的驻地不远，让戈都诺夫少校派人过来，把这些伤员都接到他们那里去。”
“是！”巴斯曼诺夫答应一声，带着他身边的那名战士快步地离开了。
我等走在后面的两名战士上来后，才重新出发前往码头。当我们从那些无法动弹的重伤员中间通过时，那些垂死的战士向我们伸出满是血污的手，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一个个字，苦苦地恳求我们：“救，救命，救，救命，救，救救我们，我，我们不想死！”
我停住脚步，冲着这些伤员大声地说：“同志们，我是独立师的师长奥夏宁娜少将，我已经派人回去叫我们师的卫生员了。大家不要担心，我不会抛弃大家的，请大家再耐心地等待一下，我们的卫生员和救援人员很快就来了。”由于担心在这里停留太久，会耽误我的任务，所以说完这几句话以后，我只能硬着心肠，带着自己的几名部下，小心地迈过一具具已经冰冷的尸体，从那些爬行的伤员身边快速经过，径直朝码头走去。
码头还是一如既往地乱，既有逃难的平民，也有搬运物质的军人。我不知道叶廖缅科司令员所乘坐的船只会在何处靠岸，只好沿着河岸遛达了一阵，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船只靠岸。我抓住一名经过我身边的上尉指挥员，大声地问道：“喂，上尉同志，您今天有没有看到从河对岸过来的指挥员？”
上尉瞥了一眼我军大衣领子上的军衔，赶紧回答说：“对不起上校同志，我是奉命带人到这里来领取物质的，没有看到有什么指挥员从河的对岸过来。”
我向他道了一声谢以后，放开了他。站在人群中发呆，直到看到人群中又出现了一名军衔较高的指挥员，是一名少校，连忙挤过去抓住他，向他询问有没有看到高级指挥员从河的对岸过来。没想到，这位少校也是带人来码头领取物质的，根本没见过我要找的人。
正当我为无法完成崔可夫交给我的任务而万分沮丧时，巴斯曼诺夫带着七八名战士小跑着赶来了。他们边跑边大声地喊着我：“师长，师长同志，您在哪里？”
我连忙从人群中挤出来，迎着他们走过去，同时大声地答应着巴斯曼诺夫：“上尉同志，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