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说着不干涉，一边向某一方提供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支援是精神分裂？
会这么说的，一定是有着健全的精神和道德观念，同时对人心向善这件事深信不疑的人。而且以社会普遍价值来讲，这也是被广泛接受的论点。
唯独在政治的世界，这种论点寸步难行。
“所谓政治，其最基本的核心理念无非两个。其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二，学会如何妥协。”
站在无忧宫回廊里，仰望着以自己登基为主题的巨幅画像，李林淡然说到：
“不弄清楚这两点，不要说成为政治家，连当个政客的资格都没有。”
政客可说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撒谎成性、奸诈狡猾等等负面形容词的集合体。政治家相对更有原则一些，不过面对各种利害取舍时，依然会以理性计算为最优先。
道德、善意什么的，说到底是富裕的产物，在国际政治这个彻底贯彻丛林法则的领域里，光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就得拼上全力，除非是遇到必须作秀的时候，否则谁有余裕用正常人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呢？
所有人都只看见权力者手中权杖顶端宝石摇曳的光芒，没人看见——说的更直接一点——没人在乎权力宝座下的累累白骨。
权力也好，国家也好，终归是要不断浇灌鲜血才能维持和茁壮成长的东西。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国的繁荣和稳定总是建立在小国的牺牲之上，正因为有动荡和战乱，才能持续产生利益，供养大国发展，让国民生活安康富裕。
比起这些鲜血淋漓的事实，仅仅只是一个精神分裂般的虚伪表态就能实现上述目的，这代价真是便宜的可以。
“我们的目标不是谋财害命，而是维持新秩序。这个大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时刻需要跟进与调整手段。帮助公国镇压革命，是符合这个原则的。”
新秩序最核心的理念，便是阻止任何不利于“维持备战期和平稳定”这一大目标的变化，之前有限度的支援拉普兰抵抗公国的战争，如今援助公国稳定内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帝国并不在乎拉普兰的主权完整、民族独立，也不在意公国的人.权.状.况，是否走向共和。帝国之所以介入，仅仅是因为这些变化会破坏新秩序的稳定，为了维护新秩序，不让事态发展失控脱序才出手介入。从头到尾都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冷静算计，没有任何道德、意.识.形.态、公理正义的成份。所以人们其实大可不必为帝国支援拉普兰，又在公国内部操弄抗争，然后又向公国提供支援镇压动乱的行为感到奇怪。这真的不是什么双重标准或精神分裂，不过是帝国一贯现实到可怕的思考方式用不同形态表现出来而已。
当然也有同情心泛滥的“道德洁癖者”会觉得公国内部那些被帝国情报机构收买、煽动起来，事到如今又被帝国丢给公国的抗议民众实在是很无辜不幸。不过自诩占据道德高地的人们显然忘记了，从公国的角度，这些人是被外国间谍收买的叛国者、扰乱社会秩序的暴民、以革命之名行犯罪之实的罪犯；从帝国的角度，这些人是已经失去价值，继续留着可能会危及自身的工具；最后，那些因为街头暴力蒙受损失乃至失去家人的受害者更是恨不得能亲手绞死、烧死所有参与街头暴力的混蛋。
一句话，所有人都想要他们的命。
从他们被帝国收买，从他们在街头上使用和煽动暴力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全部退路，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注定，这一切全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自找的。从头到尾，他们就没有哪怕一丁点值得同情的地方。他们的遭遇和结局不过是千百年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故事的当代演绎罢了。
注定要被抛弃的工具转眼间就从李林的思考中消失，他那毫无焦点又仿佛跨越时空的血红双眸再次投射到公国本身。
一般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利用动乱一口气将公国肢解成复数小国，挑起各族群之间的矛盾，让这些小国彼此相争，帝国不但坐收渔利，还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两线作战的困境——这应当是最符合帝国利益的方案。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最糟糕的选择。
帝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不管是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诉求的革命，还是以分裂独立为目标的革命。对帝国而言统统都是麻烦。
前者就不用说了，后者对帝国稳定也具有不可小觑的潜在威胁。要知道帝国名义上是“皇帝统治帝国全境”，实际上整个神圣吉尔曼尼亚帝国应该视为由帝国支配区、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奥斯托利亚大公领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这一点从李林那个“帝国皇帝”的头衔上就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是纯粹统一的君主制国家，他的头衔应该是“天佑神圣吉尔曼尼亚帝国的皇帝”，一字之差即象征着专属权的差距。
如今帝国建政已近四年，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和奥斯托利亚大公领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直辖领土关于种族、征兵的法律并不完全适用。有逃亡者进入上述两处，帝国的司法和暴力机构也要通过与两地的对应机构接洽，由当地职能部门进行逮捕后再进行移交。
在当前一体化的经济结构下，李林倒也不担心这两个地方搞独立，真敢独立，甚至不用出兵，搞关税壁垒，封锁边境就能让他们经济崩溃。不过经济上的深度捆绑也不能绝对保证这两个有过分离主义前科的地方总能秉持理性思考，在公国解体，各种小国独立的浪潮中还能抵御独立的诱惑。为了避免内乱和不必要的消耗，公国理当维持统一。
“一个统一但时刻面临危机的公国才是最符合帝国利益的，这样一来，帝国就能构筑与公国之间最理想的关系。”
面对分离主义、共和主义、贫富差距、社会动乱，不管是公国官方还是反对势力都要寻求帝国的支持，帝国将获得对公国的巨大影响力。从而将公国从与阿尔比昂的同盟中拉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公国官方敌视任何革命的态度，帝国得以与其构筑一种基于反对共和主义的互助关系（并非盟友），进而断绝共和国与公国构筑良好关系的可能性。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李林实际上是准备利用公国当前的动乱做局，与公国达成一种类似维也纳体系的关系。
1814年，不败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惨败于比利时的滑铁卢，从法国大革命巅峰的1794年一直折腾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整个欧洲成了法兰西热血青年们折腾的舞台。众多欧洲国家最终用人头换人头的方式将这些不安分的青年甚至少年一扫而空，这才免于革命瘟疫将欧洲王室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战后为了避免爆发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革命，欧洲主要强国齐聚一堂，商讨对革命的秋后算账以及如何防止革命，出现革命后应该如何应对。其成果便是维也纳体系。
很多历史学家将维也纳体系视为拿破仑战争后对法国的钳制，实际上这个体系并不单纯。首先它是各方的共同希望，即欧洲格局恢复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重新构筑坚固的国家间安全体系，并再度确立屡被践踏的欧洲各国王室权威。其次是各国之间重建实力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恢复因为战争带来的混乱社会秩序。最终建立“神圣联盟”，对于任何威胁到一个欧洲君主国家政治制度和基督教信仰的暴乱，神圣联盟各成员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武装干涉，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决不能纵容其发展成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从1820年开始，神圣同盟在最初阶段确实发挥了作用，发生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俄国的起义全数遭到镇压。欧洲的君主们挥舞着宗教信仰的旗帜，以互帮互助的精神，竭力压制着“心怀不轨”的人民。一时间所有革命都陷入低潮，君主们终于有了安全感。
如今的国际环境当然不适合也不可能全盘再现维也纳体系，李林也不打算用维也纳体系来取代他的新秩序。不过维也纳体系关于地缘平衡和镇压革命的部分倒是可以用来借鉴一下。
李林的规划是首先帝国努力维持公国的存在，遏制革命外溢，同时由于这个庞然大物犹存，阿尔比昂不会因为自暴自弃提早开战；接下来帝国维持着对公国的援助和影响力，使得公国很难继续维持战前与阿尔比昂之间的紧密关系；最后帝国将支援公国镇压各种革命苗头，并以此为契机恶化公国与共和国之间本来就微妙的关系。
“那么……面对这个局面，罗兰又能做些什么呢?”
透过部下的视觉凝望着公国的街道，皇帝毫无起伏的声音在空旷的回廊中消散、挥发。